最近看到一篇新闻，一名年仅13岁的男生在遭到教师的公开羞辱和压迫后，不堪重负的自杀了。其家长主张学校赔偿约九十万，并由学校出面对已故学生进行赔礼道歉，同时恢复学生名誉。
12岁小学生小张（化姓）因涉及早恋问题，班主任在班会上对其公开批评教育、使用不当语言，还要求学生写字条“写出班上的各种情况”。放学回家后，小张跳楼坠亡。事发后，小张父母将学校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学校赔偿92万余元，并为小张恢复名誉及赔礼道歉。
这件事的起因如下：
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15时36分，该班开始例行班会。15时50分，班主任黄某提出有同学反映班上同学存在早恋的问题，谁“举报”谁就站起来说。某同学站起来说小张存在早恋行为。15时51分，黄某要求小张站起来说明情况，小张站起来回答……16时07分，黄某说：“我真是不明白，有这么痒吗，你们现在？非得要在这个年纪去谈吗？……是不是要跟风？谁喜欢谁？就是要选一个喜欢，管他是什么……”16时14分，黄某说：“现在拿出你们的草稿纸，十分钟的时间写出班上的各种情况，你已知情的班上的各种情况。”16时25分，班里学生按老师要求开始往前传递上交字条。16时27分，班会课结束，后小张乘坐直通车回家，18时25分到站，跟随母亲回家。
随后，次日早晨7时35分，学生小张在自家小区跳楼身亡。
由于暂时无法找到更具体的材料，也没能找到具体案件的判决文书，所以不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事件真相。但从这番言论就可以看出，教师在日常中对学生的“教育”是十分之野蛮的。学生小张极可能就在这种极端野蛮的环境中长期遭受管教，致使最终走向自杀的道路。而早恋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
但这起案件的主要关注重点还是中修法院。作为中修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法院是怎么裁决这起案件的呢？
法院非常忠实的站在维护中修统治利益，维护私有制和儒教等级制的立场上了。它是这么判决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发时，小张已年满12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危险认知、心理承受及问题处置等能力，其选择轻生，应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认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小张在周五放学后返回家中，应当由其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采取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积极作为。小张的父母在得知小张早恋后，未能及时察觉到小张的心理变化，未正确加以疏通、引导，造成小张轻生，具有一定的过错，亦应对小张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指出，本案事故虽未发生在教育机构内，但从班会课后小张的反应看，其因老师在班会课上对早恋问题的处置，受到了一定影响，系本案事故的原因力之一。学校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案情，对于小张的死亡，小张应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学校承担10%的责任。
小张死亡造成的损失合计875144元，学校承担10%，即87514.4元。一审法院酌定学校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以上合计97514.4元。小张父母主张学校恢复小张名誉，并赔礼道歉，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故该主张不予支持。
看吧，多么荒唐！法院说：“小张已年满12周岁，系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选择轻生，应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认知。”换句话说，自杀是你自己选的，那么你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简直倒反天罡，如果没有在学校遭受到迫害，小张又哪里会想得到自杀呢？法院认定学校占有10%的责任，那么90%责任在哪里？它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就是认为，学生是自己想不开死的，跟学校没有关系，跟资本主义社会更是没有关系。
实际上，法院是有选择的得出这一结论的。对于一名年仅13岁却选择跳楼自杀的青年，它说是“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危险认知、心理承受及问题处置等能力”。可是对于那些在学校长期霸凌同学，以霸凌别人为乐趣的剥削者、寄生虫，却不说这种话，不以此为结论了。试想下，在学校、甚至中学里，又有多少霸凌事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法院在判处这些人罪行时，却反过来说系未成年，尚未形成明确社会认知了呢？
法院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应当由其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关注其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采取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积极作为。小张的父母在得知小张早恋后……未正确加以疏通、引导，造成小张轻生，具有一定的过错，亦应对小张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段话也很是讽刺。法院的意思有两点：一，小张是因为早恋而自杀的，而不是因学校教师迫害；二，小张父母作为监护人未能合理解决其早恋问题，所以承担其死亡相应责任。
如果小张真是因为早恋自杀，那么为什么不是早一些自杀，或者晚一些自杀，偏偏是在遭到教师公开羞辱后自杀呢？中修法院就是这么站在真相的对立面的。它认为，小张的罪过是早恋，而教师好心为其解决早恋问题，却不料小张过分执意、情绪冲动便自杀了。照法院的逻辑，小张还是“畏罪自杀”的。真是无耻！可从教师的仅有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这种教师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什么目的、什么态度来教育学生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教育方式，难道不正式让学生死亡的直接原因吗？
其次，法院认为父母作为监护人没能履行好自身义务。而这一点反而又是跟中修社会下儒教等级制有联系的。它认为，如果父母作为家庭中的统治者（主要是父亲）把子女统治的好一些，把子女培养成资本主义社会忠实的奴才，那哪还有自杀一说呢？哪还有这么些“麻烦”呢。这就是法院歹毒的心意。但我们想一下，儒教不是宣扬教师是人生第二父母吗？那么自己的子弟死了，不应该责问自身是否“教育妥当”吗？就从这一点来说，也应该是教师教育不当致学生死亡，怎么反而只占10%责任呢？因为这就是残酷的儒教等级制的真实面目。无论是忠君、孝亲还是尊师，这种等级要求始终都是单方面的约束，是处在等级制当中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特权。正所谓“君不贤，臣不可不忠；父不慈，子不可不孝”正是这一事实最直白的描述。所以，学生还活着时，社会就要求学生百般尊敬教师，承认自己的所获归功于“先生”的传承；可学生死了，社会却从不指责是教师所为，总是竭尽全力的污蔑学生“自己太脆弱”。
这么荒唐的判决，在其背后是有着明确阶级利益的。法院是中修社会的统治工具，就是坚决维护剥削者、压迫者的利益，坚决维护私有制、儒教等级制的。法院的工作者，都是经过统治阶级的“教育制度”精挑细选的，忠实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人担任的。他们即使享受着从人民身上剥削来的高额剩余价值的寄生虫，又是资本主义各种反动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所以，他们对于群众的诉求，首先感到的便是厌恶；对于教师迫害学生的行为，首先感到反而是学生的胡闹与教师的无辜。并且，这种判决可是在中修法律允许范围以内的，这便是资产阶级的“法律解释权”。可见，资本主义法律、法院终归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它不可能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带来公平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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