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出自《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出版者的话
遵照毛主席关于“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教导，为了帮助广大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参加城市工业、商业等各行各业劳动的知识青年进一步学习政治，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工农知识青年自学读物》。
这套读物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注意培养工农知识青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向理论方面提高，再指导实践。在内容上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们青年要严格要求自己，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帮助广大工农知识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指导三大革命实践，在这套读物中专门编辑了《哲学社会科学丛书》。
《孔丘是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是《哲学社会科学丛书》的一种。党的十大号召我们，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林彪一类骗子和刘少奇一样，都是利用孔丘的反动思想毒害人民，为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因此，批判孔丘的反动思想，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政治斗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本书首先论述孔丘所处的时代和他顽固维护没落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立场；再就孔丘政治、哲学、教育思想中主要的反动理论和主张，加以分析批判，并揭露林彪一类骗子宣扬孔丘反动思想的罪恶居心；而后论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孔丘思想为其反动统治服务，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又如何利用孔丘思想为其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着重指出孔丘思想是林彪反动思想的一条黑根，从思想根源上揭露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本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七○届工农兵学员集体编写的。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伟大教导，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沿着又红又专的方向迅速成长，使教育革命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这本书的编写出版就说明工农兵学员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是能够掌握文权的。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共同战斗的这一成果，它本身便是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强有力的批判。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广大工农兵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所限，工作中难免有缺点，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教育出版社《工农知识青年自学读物》编辑组
1973年11月
孔丘是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
孔丘是为奴隶主阶级大搞反革命复辟的反动思想家。他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的鲁国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离开今天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他的祖先原是商朝后代宋国的奴隶主贵族，后来宋国贵族内部发生倾轧，才逃到鲁国。到了孔丘的前几代，这个奴隶主贵族家庭已经日渐没落。孔丘开始干的职业是替人家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干这种职业的人，当时叫做“儒”。后来，孔丘这一派势力大了，“儒家”就成了他们这个学派的专称。为了复辟奴隶制，孔丘一心想做官，曾周游列国，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但是到处碰壁。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才在鲁国当了三个月司寇（执掌司法的官），并一度代行宰相的职务，搞了许多反动勾当。
春秋时期，奴隶制一天天崩溃，封建制一天天兴起。奴隶与奴隶主，新兴的封建主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长期以来，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们不断地起来反抗，有的逃亡，有的起义。如：公元前五五○年，陈国筑城的奴隶起来暴动；公元前五二二年，郑国的大批奴隶逃亡到芦苇丛密的地区造反；公元前五二○年，周王室的手工业奴隶（“百工”）也起来造反。奴隶们的大批逃亡和接连不断的暴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瓦解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西周的奴隶制，土地和奴隶都属于奴隶主贵族最大的头子“天子”（王室）所有，由天子分封给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贵族管理。这样的土地叫做“公田”，强迫奴隶们去耕种。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到了春秋时期，奴隶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动摇了奴隶主的统治，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凭借阶级斗争发展的形势，招收逃亡的奴隶来开垦荒地，叫做“私田”，采用了新的封建剥削方式。
最初，王室和诸侯不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后来私田越来越多，有些诸侯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就向私田征税。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历史上有“初税亩”的记载。所谓“初税亩”，就是明确规定私田也要按田亩的实有数目一律交税。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表明奴隶制正在瓦解，社会正在向封建制转变。
在鲁国，当时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家族是原来的大夫季孙氏。季孙氏凭借奴隶暴动的浪潮，对顽固维护奴隶制的鲁公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五六二年，季孙氏和当时鲁国另外两个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就是他们三家把鲁国的公田瓜分了。季孙氏还采取了征税制。过了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这一次孟孙氏、叔孙氏也和季孙氏一样采用了征税制。
这是新兴封建生产关系代替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巨大社会变革。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整个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政权的转移。新兴的封建主夺取了政权，发号施令，把天子、诸侯都不放在眼里。为了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和夺得的权力，这些新兴的封建主开始实行“法治”，反对原来西周维护奴隶社会等级秩序的“礼治”。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为了实行法治，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他们把当时晋国的成文法律铸在鼎上，公布出来，要所有的人一致遵守，对于违反法律的，一概处以刑罚，就连奴隶主贵族也不能例外。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铸刑鼎”。公布的法律对限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和加速新兴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法治的产生和“礼治”的破坏，就是所谓“礼坏乐崩”的局面。
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政权从没落奴隶主贵族手中转到新兴封建主手中，法治代替了“礼治”，这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于失败。为了恢复“礼治”，复辟奴隶制，他们向封建主开展了反夺权的斗争。复辟与反复辟、夺权与反夺权、推行法治和维护“礼治”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阶级分化、阶级斗争深入到君臣之间、父子之间。这说明，春秋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过程中。
这就是孔丘所处社会的基本情况。
孔丘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他的政治主张是怎样的呢？他不但不顺乎历史潮流，赞同变革，而是相反，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拼命反对社会变革，大搞反革命复辟。第一，他反对新兴封建制，主张复辟旧的奴隶制。例如，公元前四八五年，季孙氏准备进一步改革税制，实行新的“田赋制”，孔丘竭力反对。鲁国从实行初税亩，到这时已有一百多年，而孔丘还要反对，这完全是开倒车，搞复辟。第二，他反对新兴封建主夺权，主张恢复奴隶主贵族失去的权力。例如，鲁国新兴封建主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各自筑起了都城，象征着封建主取得了更大的权力，而孔丘却勾结鲁定公去拆毁这些都城，鼓吹“堕三都”（堕，duo，音舵，毁掉的意思）的反革命勾当。第三，他反对实行法治，主张恢复“礼治”。他听说晋国铸刑鼎，就大骂晋国失去了祖先的法度，要亡国了。第四，他反对革新，反对传播新思想，主张复旧，维护旧思想。孔丘代行宰相职务第七天，就杀了革新派少正卯，加给少正卯的罪名，是什么“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少正卯倡导革新，适应当时历史发展和群众的愿望，深受群众的爱戴。孔丘杀少正卯，正是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第五，为了反对变革，恢复旧秩序，他肆意攻击当时新兴势力的革命行动。孔丘晚年对具有丰富史料的鲁国史书，删的删，改的改，写出了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来反对新事物的《春秋》。如吴、楚两国的国君早已自己称王，孔丘为了维护周礼，在《春秋》里照旧称他们为“子”，因为“子”是西周给这两国诸侯的封爵。又如齐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陈恒杀了奴隶主贵族齐简公，这本是革命的行动，《春秋》里却写作“齐人弑其君于舒州。”（“齐国人在舒州杀害了他们的国君王。”）“弑”就是杀害，专指儿子杀死父亲、臣子杀死国君那种被视为“犯上作乱”的行为。孔丘在这里用了一个“弑”字，表示他认为这件事是以臣杀君，是“犯上作乱”。这些事例充分暴露了孔丘的顽固反动立场。用现代的话说，他编的《春秋》实质上是一本变天帐。
孔丘站在这样一种反动立场上，全盘继承西周奴隶制的旧文化，制造反革命舆论，从事反革命复辟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维护反动统治的反动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孔丘所讲的“仁”，包括他的全部政治主张和政治道德观念，如“复礼”、“正名”、“孝”、“忠恕”，等等。他的思想体系里，还包括一套政治哲学思想，如“天命”等等以及一套教育思想，如“学而优则仕”等等。所有这些，统统是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原始公社崩溃以后，产生了奴隶和奴隶主阶级对立的奴隶社会以来，经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自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如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孔丘在奴隶主阶级行将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推翻的时候，妄图恢复奴隶社会，坚持开倒车的反动立场，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然而后来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当它们遭到对立的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的反抗，将要被推翻的时候，它们总是徒然地向孔丘这个亡灵求救。从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一直到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而在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大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林彪一类骗子覆灭得更快罢了。谁要违背历史的发展，谁就必然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的罪人。孔丘一生口口声声念的“经”不过是妄图复辟奴隶社会的吃人“经”罢了。后面我们将对孔丘反动思想体系加以分析批判，再和林彪一类骗子念的“经”来对照，就不难看出，他们妄图搞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之一就是孔丘，这就更暴露了林彪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
孔丘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鼓吹复古，坚决要求恢复“周礼”。他说：“如果有谁要用我，我一定要把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因此，恢复周礼是孔丘的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其实质是妄图复辟正在逐步被新兴封建制取代的腐朽的奴隶制，让已经或逐渐失去政权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掌握或巩固其政权。这是维护旧势力，扼杀新兴力量，反对社会变革，开历史倒车。
“礼”是什么货色呢？孔丘所要复的“礼”就是西周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奴隶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西周时期，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繁琐庞杂的制度，就连不同等级的贵族穿什么衣服，乘什么车，住什么样的房屋，有多少人组成的乐队，死了用什么葬礼，等等，都有规定。“礼”确定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不同身分，以及上下尊卑的关系，等等。
“礼”的最根本的内容是关于社会经济制度、国家政治制度和统治办法的规定。第一，西周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全部土地归最高的奴隶主贵族——天子所有。天子以下的诸侯、卿、大夫、士各级奴隶主对于被分封的和被赏赐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样的土地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公田。奴隶们耕种公田，收获物被奴隶主夺取，还要为奴隶主服种种苦役，如修筑城郭、道路、沟渠和营造宫室等等。第二，在政治上，天子拥有最高的权力。他可以根据维护奴隶制的需要，规定礼、乐制度，决定用兵征伐等大事。诸侯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国家，进行统治，但是对于制定礼、乐，用兵征伐等大事，没有决定权。卿、大夫可以在自己领地内进行剥削，但不得建国称号。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是世袭——天子、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嫡长子（嫡，di, 音笛，“嫡长子”就是在宗法制度下正妻生的大儿子）分别继承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位置，世代相传不变。第三，奴隶主的统治办法是：剥夺奴隶的全部人身自由，迫使他们世代为奴。奴隶如果反抗奴隶主的压迫，如果逃亡而被捉住了，就要受到奴隶主的侮辱、鞭打，以至受到割鼻、挖眼、断足甚至杀死等酷刑。至于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彼此都以“礼”相待，不加“刑罚”，只有触犯奴隶社会“礼治”，被认为有“重罪”的，才由天子、诸侯“赐死”（意思是赏给他死，实际就是迫使他自杀）。这就是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庶，shu，音树，“庶人”就是老百姓。全句的意思是：对于士、大夫等贵族不用刑罚，对老百姓不用“礼”。)到了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对奴隶的统治更加残暴。甚至连一些属于奴隶主范围的所谓“国人”批评了周天子，也遭到严重压制，大家都不敢说话，路上熟人碰见了，只能互相看一眼，就各自走开。以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统治办法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孔丘所要恢复的西周奴隶制社会的“礼”。
孔子拼命崇拜周礼，说什么“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参照夏商两代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要遵从周代的制度。”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前面已经提到，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已经实行了初税亩，奴隶制已经在瓦解，可是到了公元前四八五年，季孙氏为了进一步发展封建经济，准备改革税制，实行田赋的时候，孔丘还是坚决反对。当时，季孙氏派冉求（冉 ran，音染，冉求是孔丘的学生，帮助季孙氏改革田赋制度)去征询孔丘的意见。孔丘拒绝回答。冉求接连问了三次，孔丘最后才以老师对学生的身分对冉求说：“有道德的人做事，要以礼为准则，如果不以礼为准则，那就是胡作非为。季孙氏要是愿意按照规矩去做，周公的制度在那儿摆着；要是随意妄行，那又何必来问我！”孔丘把季孙氏改革田赋制度这种进步措施辱骂为“随意妄行”，他要干什么呢？目的无非是坚持要复辟西周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
孔丘不仅妄图复辟西周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而且还妄图恢复周天子已经失去的统治权力。他竭力反对“僭越”的行动。按照周礼，祭祀祖先时，天子用六十四人的舞蹈队，诸侯用四十八人，卿、大夫用三十二人。季孙氏原来是大夫一级，祭祖先用六十四人在庙庭里舞蹈，那就是越级用了天子的礼。孔丘知道了这件事，气得暴跳如雷，大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容忍这种行为，那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季孙氏为了消灭一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封国鲁国的附庸颛臾（zhuān yú，音专于），准备派兵攻打，让冉求、子路征求孔丘的意见。孔丘说：“冉求，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颛臾是以前周天子封它主持东蒙山祭祀的封国，并且在鲁国的境域之内，是鲁国的臣属，怎么能征伐它呢？”照孔丘的意见，奴隶主贵族即使亡了国，绝了宗，地位沦落了，也得把它再扶植起来，这叫做“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颛臾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封国，当然不能够消灭它。所以孔丘认为季孙氏这样干是胡作非为。而季孙氏是鲁国的大夫，居然要用兵征伐，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那么怎样才是“天下有道”呢？孔丘说：“天下有道的时候，象制礼作乐，用兵征伐这类大事都由天子决定”，“天下有道的时候，国家政权不掌握在大夫手里。”孔丘不能容忍季孙氏祭祖先时的“僭越”行动，又大骂季孙氏用兵征伐是“无道”，目的就是妄图恢复周天子失去的权力，复辟西周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
孔丘拼死搞反革命复辟，顽固反对新兴的封建制度。有一次季孙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公山弗扰是人名）盘踞在季孙氏的费(bì，音毕，地名)进行叛变，派人请孔丘去帮助。孔丘很想去，并且野心勃勃地说：“周文王、周武王最初是从丰、镐（hào，音号）那么一些巴掌大的地方搞起来的，最后周朝统治了天下。费这个地方虽然很小，难道不可以成为我的丰、镐吗？”他的学生子路不同意他去。他又说：“人家来请我，难道没有用意吗？如果有谁要用我，我一定要把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由于子路坚决反对，孔丘没有去成。这件事也充分暴露了他很想找个地盘实行反革命复辟。孔丘为了“复礼”，拼命地反对革命变革，反对新的封建制度的发展。前边讲到他反对铸刑鼎，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攻击铸刑鼎的理由是：“晋国应该遵守他们的祖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去管理奴隶，卿、大夫应该各按自己的本职行事。这样才能使奴隶服从贵族的统治，贵族才能保住自己的家业。贵贱等级一点也不能错乱。这才叫做法度。·现在铸了刑鼎，把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能显示出贵族的尊严伟大呢?奴隶怎么还会服从贵族呢？贵族还有什么家业可守呢？贵贱没有了差别，还成个什么奴隶制的国家呢？”孔丘在这里把他反对铸刑鼎的真实动机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要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尊严，要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守住奴隶主贵族的家业。一句话，就是要恢复“礼治”，维护奴隶主的统治。这个事实表明，孔丘不仅是“克己复礼”这一反动政治主张的狂热的鼓吹者，而且是它的忠实的执行者，孔丘正是以复辟西周奴隶制为己任的。
孔丘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他竭力维护奴隶社会“礼治”的所谓“仁”，却残酷地杀害奴隶。有一次，齐景公邀鲁定公在夹谷地方会见，孔丘作为鲁定公的随从参加。齐国准备了歌咏舞蹈的节目，其中有一套所谓“宫中之乐”，在会见时演出。于是表演歌咏舞蹈的奴隶上前表演。孔丘见了，似乎发现了什么不符合周礼的东西，就急忙走上两君相会的高坛，说：“在两君相会的庄严的场面，奴隶却表演这一套东西，是对诸侯极大的不尊敬，应当处以死刑！请立即执行！”这些奴隶当场就被处死了。孔丘为了维护奴隶社会的“礼治”，竟然这样狠毒地对待奴隶，这就充分暴露了孔丘鼓吹周礼的残暴本质。
从以上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丘鼓吹“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统治办法，也就是要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孔丘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一心想搞反革命复辟的家伙，他妄图倒转历史车轮，使正在崩溃的奴隶制重新得到恢复并继续维持下去。新生的社会制度是不可战胜的，腐朽的社会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孔丘倒行逆施，处处受到革新力量的反对，时时遭到革命人民的唾骂。他到处奔走，而又到处碰壁，活象个“丧家之狗”，这就是他搞反革命复辟的必然结果。
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是尊孔的。鲁迅说过，他们“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的卑劣行为来为今天的卑劣行为进行辩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步历代反动派的后尘，无耻地吹捧孔丘，他的险恶用心是想从孔丘的反动思想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精神武器。孔丘在奴隶制崩溃的时期，力图复辟奴隶制；林彪在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孔丘非难当时新兴的封建制度，目的是想把社会拉回到西周奴隶制社会；林彪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把我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真是一脉相承，反革命复辟的嘴脸，一模一样。
恩格斯指出：“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打倒了三大敌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由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提高，这是旧社会根本无法比拟的。林彪一伙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侈谈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蛊惑人心的反革命伎俩。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林彪所要建立的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黑货。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林彪违反历史的客观规律，阴谋搞资本主义复辟，当然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孔丘搞反革命复辟失败了，林彪搞反革命复辟丧命了，一切搞反革命复辟的反动家伙，统统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正名”是要恢复奴隶社会的“礼治”
春秋时期是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期。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逐渐废弃，革新的浪潮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奴隶制，社会陷入了一种“混乱”局面。这种大乱引起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孔丘的恐惧。他千方百计地要维护和复辟西周奴隶制，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孔丘宣扬“正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反动的政治目的。
什么是“正名”呢？
当孔丘带领着一批学生在卫国推销他的政治主张的时候，有一天，子路问孔丘：“假若卫国的国君叫老师去做官，你准备首先干什么事呢？”孔丘回答说：“那当然是正名啰！”子路不同意孔丘的意见，说：“老师，你太书呆子气了吧！正什么名呢？”孔丘认为子路很无礼，也很无知，把他训斥了一顿，然后向他详细解释“正名”的必要性。孔丘说：名如果不正，也就是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如果不能严格遵守，奴隶主就无法发号施令，国家的事就办不成，维护奴隶制的礼、乐就搞不起来，镇压奴隶的刑罚也不管用了，那样一来，奴隶们怎么会老老实实地听从使唤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丘认为当时社会那样混乱，根源在于“名不正”，也就是社会上各等级的人都不按自己本来的名分行事。所以他认为，要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就必须恢复奴隶社会的“礼治”，恢复西周那些陈旧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严格遵守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各按各的名分行事，以此来挽回奴隶制面临崩溃的局面，维持或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就是孔丘所谓“正名”的实质。
春秋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也就是所谓周礼，逐渐失去了它束缚人们思想言行的作用。周礼最不容许的所谓不“忠”、不“孝”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如：楚国的商臣杀死他的父亲楚成王；鲁国的大夫季孙氏赶跑了国君鲁昭公，使鲁昭公在国外流浪至死。这种儿子杀死老子，臣子杀死国君或把国君赶跑的事，在春秋时期是很多很多的。这是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按照周礼，凡是违抗国君或父亲的行为，不管对与不对，都要加上“不忠”或“不孝”等罪名。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情形不同了。季孙氏把鲁昭公赶跑，老百姓很赞成；鲁昭公死在国外，没有人同情他，也没有人认为季孙氏有什么罪过。这是什么原因呢？季孙氏是当时鲁国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大量招徕逃亡的奴隶，开垦私田，打破了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他根本不理会周礼那一套，大家也不照周礼的老规矩去责备季孙氏。这表明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是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舆论的这种倾向本身，就是对维护奴隶制度的那种反动思想的批判。
孔丘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对那些违背周礼的行为极端不满，认为必须按照周礼纠正过来，要人们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去限制自己的行动。当时齐国的封建势力逐渐抬头，政权逐渐落入大夫手中，这对维护奴隶制是非常不利的。孔丘看到这种情况，急忙给当时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出主意说：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每个等级的人，都要各守各的本分，各尽各的职责，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去限制自己的行动，不要干任何与自己名分不符的事情。齐景公听了孔丘的话以后，感到非常满意，忙说：“你说得真对呀！的确，假如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亲不象父亲，儿子不象儿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得着吗？”孔丘的主张，博得了奴隶主的赞赏，只是由齐国的大夫晏婴坚决反对，齐景公没有能实行孔丘的主张。孔子看到他的政治主张在齐国不能实现，只得灰溜溜地跑回了鲁国。
鲁国也象齐国一样，由于封建势力的发展，政权逐渐下移，国家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这三家大夫的手里。他们不仅握有很大的权力，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而且都建立了自己的都城和武装。季孙氏的都城是费，叔孙氏的都城是郕（chéng，音成），孟孙氏的都城是成。（费、郕、成，在现今山东省费县、东平、宁阳一带。)孔丘认为，按照周礼的规定，大夫不应该有都城和武装，现在三家大夫都建筑了自己的都城，这与他们的名分不等，必须纠正。所以孔丘在鲁国一做了官，就勾结鲁定公去拆毁这三座都城。费和郕先后都被拆毁了，只有成这个都城，由于孟孙氏的一个家臣出主意，进行反抗，才没有被拆掉。堕三都这件事情说明，孔丘不但是“正名”的言者，而且是行者，他用实际的行动破坏了新兴封建势力的革新措施，向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了反夺权。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奴隶社会必然为封建社会所代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孔丘提倡周礼，提倡“正名”，都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一种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货色，因而也必然是行不通的。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孔丘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搞“正名”，完全不顾社会发展的现实，硬要用他头脑中的主观愿望去规定和规范客观存在，正象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那样，“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林彪这个极端仇恨人民、仇恨党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也正是这样。他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已经被我国人民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重新扶植起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为此，林彪胡说什么办事情是“从主观到客观”，就是妄图从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的主观愿望出发，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林彪的思想路线和孔丘的思想路线，是何等相似啊！
“爱人”、“忠恕”的阶级实质
孔丘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建立了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政治道德观念。他给“仁”规定了各种具体内容，并作了解释。有一次，孔丘的学生樊迟问他什么是“仁”。孔丘回答说：“爱人。” “爱人”，从字面上看，好象是泛爱所有的人，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孔丘是决不爱奴隶的。奴隶在孔丘的心目中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供奴隶主贵族使唤的牛马。在孔丘看来，奴隶是很难“蓄养”的，当然对他们不能讲什么爱。有一次，郑国的奴隶起来暴动，聚集在一个芦苇丛密的地方。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派兵去镇压，把所有参加暴动的奴隶都杀光了。孔丘听到以后，竟大为称快，说什么“好呀！对待奴隶们太宽了，奴隶们就暴动，必须严厉对付才行！”看，这个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家孔丘，对待奴隶们是何等凶残狠毒！
孔丘不仅不爱奴隶，也不爱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新兴封建势力。孔丘认为，新兴的封建势力都是“为富不仁”的，他们总是违反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干些与他们的名分不符的事情。因此，他不仅辱骂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季孙氏改革田赋制度是什么“胡作非为”，而且当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季孙氏改革了田赋制度之后，他大为恼火，暴跳如雷，宣布冉求不
再是他的学生，要其他学生对冉求“鸣鼓而攻之”。
孔丘到底爱什么人呢？在他的学生里，他最爱颜回，因为颜回的政治思想与孔丘完全一致，几乎是个小孔丘。孔丘还特别爱大奴隶主贵族，吹捧他们是受命于“天”，是“生而知之”的“圣王”，应该主宰人间，是劳动人民的当然统治者。孔丘对西周初年的大奴隶主贵族周公，极为崇拜，爱得要命，连睡觉都常常梦见他。后来老了，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孔丘就难过得哀叹起来。宋朝的反动理学家朱熹（xī，音希）对孔丘梦周公这件事作过解释，他说：孔丘年富力强的时候，一心想“行周公之道”，就是实行周公所制定的那套奴隶主统治方案，所以老是梦见周公，后来老了，眼看自己的理想成了泡影，所以哀叹长久梦不见周公了。朱熹这个解释，一语泄漏了孔丘梦周公的底细——他梦想“行周公之道”，透露了孔丘“爱人”的真面目——他爱的是奴隶主阶级。
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孔丘站在反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根据是否有利于复辟西周奴隶制来决定爱什么人，恨什么人，爱到什么程度，恨到什么程度。这正说明了孔丘的所谓“爱人”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上许多尊孔派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把孔丘的“爱人”说成是主张各阶级之间的“相互爱护”，前面所举的事例戳穿了这些骗人的鬼话，也揭露了孔丘所谓“爱人”的反动阶级实质。
孔丘所谓“仁”的具体内容，十分庞杂，其中很重要的两项是“孝悌”和“忠恕”。关于“孝悌”，后边再谈。这里先谈谈他的所谓“忠恕之道”。
“忠”就是忠于君。做臣子的要死心塌地忠于国君，当诸侯的要死心塌地忠于周天子。
所谓“恕”，孔丘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字面上看，是说“自己所不愿意受到的，也不该强加给别人”，好象是要所有的人都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似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自己”和“别人”都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有阶级性的。孔丘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实际意思是，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彼此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按照各自的等级名分，来互相“推己及人”。比如，小奴隶主要求臣子忠于自己，那么自己就应忠于大奴隶主；要求儿子对自己孝，自己就应对老子孝；要求弟弟听自己的话，自己就应听哥哥的话。反过来说，既不愿意臣子对自己不忠，那么自己也不要对国君或天子不忠；既不愿意儿子对自己不孝，那么自己也不要对老子不孝；既不愿意弟弟不尊重自己，那么自己也不要不尊重哥哥。奴隶主阶级中间的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按这样来处理，就是孔丘的所谓“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正含义。
总之，“忠”也罢，“恕”也罢，都是以“礼”为基础、以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同时又是以“复礼”和“正名”为目的的。孔丘明白说过：“只要认真恢复了周礼，天下就实现了仁的境界。”至于奴隶，那是另一回事，孔丘认为他们根本就谈不到什么“仁”，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他们当然更是不适用的了。奴隶们唯一的一条就是服服贴贴地为奴隶主干活、卖命。
孔丘宣扬这一套“爱人”“忠恕”的鬼话，是有其险恶用心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当时奴隶的起义和暴动，封建地主阶级对奴隶主的夺权斗争，浪潮汹涌，势不可当，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孔丘提出那套“爱人”“忠恕”的主张，既是为了调整奴隶主阶级的内部关系，使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也是为了镇压奴隶暴动，对付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制止各种所谓“犯上作乱”的革命行动，总的目的是使奴隶制等级社会得以恢复或长期保存下去。然而春秋时期，奴隶要解放，社会要前进，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没落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代言人孔丘，妄图用“爱人”“忠恕”这套说教来阻挡奴隶们的起义和地主阶级的兴起，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孔丘的“爱人”“忠恕”思想是奴隶社会没落的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后来，走向没落、保守、反动的地主阶级乃至资产阶级，都把它用来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正统”思想而加以美化和颂扬。刘少奇、林彪也同样贩卖这套东西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服务。刘少奇在黑《修养》里鼓吹无产阶级要和阶级敌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完全是用孔丘的“爱人”“忠恕”的说教来腐蚀、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林彪则更露骨地打起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破旗，胡说什么孔丘的“仁义”“忠恕”是用来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刘少奇、林彪的这些叫嚣，都是用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明目张胆地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妄图从根本上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已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的罪恶目的。这种反革命复辟的恶毒用心，与孔丘鼓吹的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完全是一路货色。
孔丘为什么提倡“孝悌”？
“孝悌”是孔丘反动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孔丘在“孝”字上大做文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论点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说，儿子一切都得听从父亲，不但父亲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父亲死了之后，也还要长期不打折扣地照父亲生前的“教导”去做，才算尽了“孝”。
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谬论。他说：“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鲁迅在这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丘所提倡的这种“孝道”的反动实质，指出它是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歪理（曲说）。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父亲的话不一定合乎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做子女的怎能盲目听从，绝对照办呢？可是，孔丘恰恰主张绝对服从，认为即使父亲做错了事，做儿子的也一概不能反对，而且还要为父亲隐瞒。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楚国的大夫叶公（叶，shè，音射，地名，叶公是叶地的地方官）告诉孔丘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亲自去作证。” 孔丘对叶公的这种正直观很不满意，当面反驳说：“我们这里的正直和你们那里的不一样：老子做坏事，儿子隐瞒，儿子做坏事，老子隐瞒，这才是正直哩！”孔丘的正直观就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父子互相包庇。这样任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算什么正直！
所谓“悌”，孔子认为做弟弟的要尊敬哥哥，听从哥哥，因为平辈之中哥哥是个长者，应该受到尊敬。
孔丘和他的学生是十分看重“孝悌”的。这种所谓“孝悌”，是奴隶主阶级用来指导宗族关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也就是奴隶社会的宗法思想。他们说：“孝”和“悌”是人们的政治和道德的基础，它是“仁”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为什么“孝悌”如此重要呢？他们说：“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孝，那么他就很少会触犯上级；他不触犯上级，那么，他就更不会造反了。所以说‘孝是仁的根本。’”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提倡“孝悌”，完全是为了维护奴隶制旧秩序，消除所谓“犯上作乱”，反对社会变革，反对奴隶们起来造反。
从历史上看，“孝道”原来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中贵族用来维护其世袭统治的宗法思想。在孔丘以前，商朝和周朝都是奴隶制国家，因此，如果确是如孔丘所吹的那样，那时候的“孝道”是得到遵守的，那就表明那时候的奴隶制统治还是稳定的。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定，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子，不“忠”不“孝”的事越来越多，原来靠“孝道”维持统治的老办法失灵了。孔丘站在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对于这种现象很担心，于是，他竭力提倡“孝悌”，以求维护奴隶制国家的宗法关系，把父权同君权统一起来，要人们加以重视，做到在家能“孝”，在朝能“忠”。孔丘说：“出则事公（指诸侯）卿（指卿、大夫），入则事父兄”，就是这个意思。很明显，“孝悌”就是世袭的奴隶主统治的道德基础。
孔丘认为，实行了“孝道”，就能恢复西周的那种政治局面，也就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论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对孔丘说：“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丘说：“《尚书》上记载，‘孝呀，只要能尽孝道，友爱兄弟，把这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去，这也就算参与了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可见，孔丘是把“孝悌”和参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是把尽“孝”同尽“忠”紧密结合起来的。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尊卑上下关系入手，以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盛世”那样的局面，做到政令、军令都由天子来决定。这就是孔丘提倡“孝悌”的最终目的。
孔丘这套腐朽的“孝悌”道德的说教，历来被反动统治阶级奉为至宝。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步反动统治阶级的后尘，在他的黑《修养》中，同样贩卖孔丘一派的“修身、齐家、治国”等说教，胡说那是我国历代“圣贤”的优美的遗教，要人们做一个所谓“好儿子”“好哥哥”“好党员”，而且认为只有做到“好儿子”“好哥哥”，才能成为“好党员”。这正是孔丘鼓吹的“孝是仁的根本”的翻版。刘少奇要人们去追求这个“好”，那个“好”，实际是给人们灌输封资修黑货，为培养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制造舆论。刘少奇的“修养”经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同样是孔丘“孝道”的吹鼓手。他为了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林家王朝，要他那些死党死“忠”于他和他的儿子，并且自鸣得意地夸奖他的反革命儿子不但思想象他，连语言也象他。孔丘要做儿子的“无改于父之道”，而林彪则夸奖他的反革命儿子完全象他这个反革命的老子，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我们揭露孔子主张“孝悌”的反动实质，批判反动派鼓吹的“孝道”，是为了彻底摧毁封建宗法思想和习惯势力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用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正确处理家庭、亲族关系，更坚定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父母对待子女，子女对待父母，都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凡是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言行，应该互相支持；对不良倾向，则要进行批评；对于反动的亲属必须坚持原则，划清界限。阶级敌人采取续家谱的手法，以宗族关系来代替阶级关系，混淆敌我界限，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敌人的一种手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任何社会现象都要作阶级分析，处理家庭亲属关系也不能例外。
两千多年前，孔丘站在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宣扬“孝悌”，反对变革，主张复古。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孔丘的反动思想被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所继承，他们利用这套道德说教来掩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欺骗人民，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我们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孔丘宣扬“孝悌”的反动本质，认识得就更加清楚了。
“杀身成仁”的反动性
“杀身成仁”的思想是孔丘这个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提出来的，后来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总是把它拿来作为垂死挣扎的精神支柱。孔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意思是说，有志气的“君子”们，没有因为贪图活命而丢掉他们恢复周礼的“抱负”的，他们宁可拼掉老命也要坚持去实现“克己复礼”的理想。把孔丘的话概括为一个成语，就叫“杀身成仁”。孔丘晚年在卫国亲眼看到卫国的国君父子间互相争位，周礼被破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岌岌可危，他又气恼又焦虑，便借题发挥，向他的学生颂扬伯夷、叔齐两个古人，卖力地鼓吹“忠孝仁义”之道。孔丘以他的“仁”作为最高理想，选中了伯夷、叔齐作为“求仁而得仁”的典型来歌颂，用以教育他的学生。后来有的人就用伯夷、叔齐的行径作为“杀身成仁”的一个注脚。那么，伯夷、叔齐是两个什么人呢？
据《史记·伯夷列传》的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是商朝小孤竹国的一个诸侯。他死后，伯夷、叔齐互相推让君位，谁也不干，就一起开小差逃走了。他们听说西伯姬昌能够“赡养”老年人，就去投靠西伯。到了那里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西伯的儿子武王即位，尊西伯为文王，并且立即载着文王的牌位，出兵去讨伐商朝那个残暴的国君。伯夷、叔齐两个人竭力反对武王出兵伐纣，在武王马前拦阻，并指斥武王两大罪状：一是父亲死了还没有入葬就出兵，是不“孝”；二是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是不“仁”。可是武王没有听伯夷、叔齐什么“孝”呀“仁”呀的那一套，手下的人把他们两兄弟推开了。当武王的军队开到商朝都城的时候，商王带领奴隶兵来对抗。由于商王对奴隶的剥削、压迫十分残酷，奴隶兵不愿为他打仗，在阵前起义，倒转矛头引导武王的军队开进商朝的都城。商王最后自焚而死。
武王灭了商朝以后，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为了表示顽抗到底，跑到了首阳山，不吃周朝的粮食，结果活活饿死在首阳山。他们临死前还作了一首歌，说什么“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骂武王伐纣是“用自己的残暴去代替商王的残暴，还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伯夷、叔齐是两个死保旧君，反对伐纣的至死不悟的顽固分子。但是孔丘却称颂他们是什么“求仁而得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从这里可以认识到，武王伐纣，反对的是商王极端残暴的反动统治，所以商王的奴隶兵在阵前起义，推翻了商朝。可见，伯夷、叔齐竭力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妄想阻挡社会历史的前进，是不应受到颂扬的。
可是，孔丘却极力崇拜伯夷、叔齐，吹捧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说他们这种以绝食来顽抗的做法是表现了“志士仁人”的骨气，是“求仁而得仁”。很清楚，伯夷、叔齐求的是死保旧君的“仁”，表现的是死守旧秩序的“骨气”，孔丘吹捧他们，正是暴露了孔丘顽固的立场。孔丘还以此教育他的学生向伯夷、叔齐看齐，也要能“杀身以成仁”，不惜豁出性命为奴隶主尽忠效劳。这就是孔子鼓吹“杀身成仁”的反动实质。
林彪一伙继承了孔丘这一套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妄图把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他们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充满着封建法西斯的反革命叫嚣。他们也叫嚷什么“不成功，便成仁”，接过孔丘鼓吹的“杀身成仁”来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撑腰打气。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林彪一伙是极端孤立的。他们继承了孔丘的衣钵，捡起“杀身成仁”的破烂货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这就不仅暴露出他们极端的反动性，同时也暴露出他们极端的虚弱性。林彪阴谋暴露后，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说明所谓“杀身成仁”这个反革命的符咒，丝毫也救不了林彪反党集团必然覆灭的命运。
“中庸之道”就是反革命复辟之道
孔丘宣扬“中庸之道”，就是妄图用抹煞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的办法来反对革命，实现反革命复辟。
前面已经讲到，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反抗奴隶主、新兴封建地主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十分尖锐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接连不断的奴隶起义和逃亡，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促进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深感这种动乱必须迅速制止，否则，奴隶制就将彻底覆灭。他认为奴隶们的暴动、逃亡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措施，都是“不安分”的过激行动，都是太走极端了。他还认为这种“不安分”、“走极端”必然造成社会动乱，导致奴隶制的崩溃，于是就大力提倡“中庸之道”，宣扬“过犹不及”，就是说，“过分”和“不及”一样，都是不好的，只有既不“过分”、又无不及，合乎“中庸”，那才是最好的。他大肆鼓吹：“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用现代话说，就是：“中庸这种德性，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呀！”
孔丘鼓吹“中庸之道”，宣扬“过犹不及”，主要是反对“过分”。什么是“过分”呢？孔丘虽然没有直接解释过，却用他的具体行动作出了回答。比如，奴隶们的革命行动，孔丘认为统统是“过分”的。他说，奴隶们都是“肆无忌惮”的“小人”，是最反对“中庸之道”的。又如，鲁国季孙氏实行田赋制，孔丘骂他是“办事不能奉行中庸之道”；季孙氏征伐颛臾，孔丘骂他是“不安分”，违背了“先君的旨意”。可见，孔丘所讲的“过分”，其矛头是指向奴隶造反，指向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措施的。春秋时期，奴隶起来造奴隶主的反，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新兴地主阶级起来改革奴隶社会制度，在当时是进步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任何革命和顺乎历史潮流的改革，在反动派看来总是“过分”的。把革命行动说成是“过分”而反对之，实质上就是反对革命。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驳斥对农民运动诬蔑为“过分”的谬论时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在革命时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用来批判孔丘的“中庸之道”，是非常有力的。孔丘的“中庸之道”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复辟之道。
孔丘的得意学生之一有若（有若是人名）阐发“中庸之道”时说：“礼的运用，以‘和’为贵。”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和”字。相传深得孔丘之道的子思（孔丘的孙子）在《中庸》一文中曾对“和”字大加发挥，说什么“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最普遍的规律。能达到“中和”的境地，天地就会各得其所，万物就能够发育成长。在这里，“中和”被讲得居然能够影响天地万物，真是神乎其神。其实，所谓“中和”，无非就是“调和”罢了。孔丘企图用“中和”的办法调和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各种矛盾，使他们免于分崩离析，他还妄图以此调和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新兴封建地主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以制止奴隶起来造反，制止新兴封建势力起来革新。
然而，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也是无法调和的。当奴隶们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起来革新的时候，孔丘又把“中庸之道”用来作为镇压“叛乱”的一种理论武器。他曾大声称赞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把暴动的奴隶统统杀光的那种残酷镇压手段，说什么对奴隶如果太宽了，他们就不老实，就会造反，但如果太厉害了，也会激起他们暴动，最好是实行有“宽”有“猛”的两手政策，那才称得上是“和”，才能统治得好。这样，孔丘就为奴隶主贵族编造出一条屠杀奴隶的理论根据——屠杀奴隶并不过分，是十分符合“中庸之道”的！对新兴封建势力，前边讲过，孔丘在鲁国代理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丘一生东奔西跑，无日不想夺取政权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为了达到他这个反革命目的，他不择手段，什么丑都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所有这些，就是他实行的所谓“中庸之道”！
春秋末期，奴隶社会已面临崩溃，西周奴隶社会的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全盛”局面，是一去不复返的了。所以孔丘说，“奴隶们已经不理会中庸之道了”，这倒是反映了客观实际的。不过正象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一样，孔丘和他的那些思想门徒们也仍然是长了个花岗岩的脑袋，至死不悟的。孔丘的孙子子思专门写了文章发挥孔丘的“中庸”思想，题名就叫《中庸》，里边说：“君子能够中立，不偏不倚，那真是刚强得很呀！”什么“不偏不倚”？不过是顽固维护奴隶制、反对任何变革而已！文中又说：“国家无道的时候，能至死不变，那真是刚强得很呀！”什么“国家无道”、“至死不变”？无非是眼看奴隶制要彻底崩溃，决心为它卖命殉葬而已！一个“不偏不倚”，一个“至死不变”，充分反映了他们那种顽固不化、拼死与革命为敌的反动嘴脸。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看中了孔丘的“中庸之道”是妄图调和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腐蚀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一服毒性很大的麻醉剂，无不对它大加渲染和吹捧，用以欺骗人民，掩盖反动的血腥统治。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庸之道”仍然是一切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重要武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都曾直接间接地大肆鼓吹“中庸之道”。刘少奇叫嚷要和资产阶级“同舟共济”，而不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林彪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做绝了”。这不都是明明白白地妄图以调和阶级矛盾的“中庸之道”来攻击、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吗？他们妄图用孔丘的“中庸之道”来欺骗人民，麻醉人民，模糊人民的阶级斗争观念，听任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骗子鼓吹的“中庸之道”正是不折不扣地从他们的祖师爷孔丘那里抄来的反革命复辟之道。
孔丘为什么宣扬“天命”？
所谓借“天命”，是说相信“天”象人一样是有意志的，它起着支配人世间各种事物变化的神秘的作用。有人说孔丘是个有学问的人，哪里会信“天命”呢？事实是，孔丘不但信“天命”，而且鼓吹过很多关于“天命”的谬论，还经常把“天”抬出来骗人。
有一次，卫国的一个大臣问孔丘敬什么神好，是不是最好敬灶神。孔丘说：“不对，谁要是得罪了天，那么，无论他怎样祈求、祷告，无论敬什么神，都是没有用处的。”这就是说，“天”不仅统治着人，而且也统治着神，“天”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显然，孔丘所讲的“天”是有意志的，主宰一切的。
有一次，孔丘帮着他的学生到陈国去，经过匡城（今河南省长垣县境内），被匡人包围了。为了给他的学生们打气，孔丘说：“周文王死了以后，一切文化典籍不是都体现在我的思想中了吗？天若是要消灭这些文化典籍，那我就得不到这些东西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些文化典籍，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说明，孔丘不仅信“天”，而且还标榜自己的那套反动思想也是“天”所赐予的。
还有这样一件事：孔子和他的学生离开曹国去宋国途中，正和学生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周礼。宋国的司马桓魋（tuí，音颓）扬言要杀孔丘，派人砍了那棵大树，吓得孔丘赶快逃走。在逃走的路上，他的学生叫他跑快点，这时，孔丘又把“天”抬了出来，说什么“上天把德性给了我，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这里，孔丘进一步把自己的“道德品性”也说成是“天”所给予的。
孔丘的这些“天命”思想，是从商朝和西周统治阶级的“天命”思想继承来的。
商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编造了个“帝”或“上帝”，胡说“帝”或“上帝”是天上和人间的最高主宰，它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最高的奴隶主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儿子，叫做“天子”，捏造他是代表“上帝”来统治人民的。周灭商以后，继承了这种“天命”思想，说商朝的先王因为“崇德”，“天”才把统治天下的权力交给了他，后来的商王不“崇德”了，所以“天”便改变了主意，让“明德”的周王来统治天下。孔丘死守住商、周奴隶主贵族的这种反动思想不放，并且加以发挥说：“君子有三怕：怕天命，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言论。”在这里，孔丘不仅把“天命”提到首要的地位，而且把奴隶主（“大人”）的统治和“圣人”的说教也都看作是上天的旨意，同“天命”一样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在“天命”“王公大人”和“圣人”的统治下，奴隶们当然只能恭恭敬敬、服服贴贴地任凭奴役。可见，孔丘宣扬“天命”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孔丘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那套反动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观念能否实现，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孔丘的学生子夏发挥孔丘的“天命”思想，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们知道，西周奴隶制社会形成了以“天子”为头子，下有诸侯、卿、大夫的贵族等级制度，而压在这贵族等级制度底下的，便是奴隶阶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即“天子”，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王”当然是至富至贵的了；其次是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虽然不是至富至贵，也都是相当富贵的。他们为什么能够富贵？孔丘之徒说：“在天”，是天老爷安排的。至于奴隶呢，他们不仅没有任何财产，连人身也是属于奴隶主的。因此，奴隶当然是既贫且贱的。他们为什么既贫且贱呢？孔丘之徒说：“在天”，也是天老爷安排的。“天”把富贵安排给贵族，把贫贱安排给奴隶，既然这一切都是天老爷安排的，所以奴隶没有任何出路，就只有“听天由命”，乖乖地任奴隶主贵族剥削和宰割下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丘的“天命”思想，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护身符，是奴隶主们残酷剥削奴隶的根据；对奴隶来说则是麻醉剂，是腐蚀奴隶们斗志的凶狠毒辣的软刀子。
孔丘还把“天命”思想与“仁”联系起来。他认为“仁”这种品德也是天生的，而“仁”的最高境界就是“复礼”。这样一推论，“复礼”也就变成“天”的旨意了。孔丘不厌其烦地鼓吹“复礼”是符合“天命”的这种反动政治主张，为的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孔丘说他五十岁就懂得了这套“天命”论，六十岁可以顺着“天命”办事，到七十岁据说就言行都不会背离“天命”了。孔丘竟然把自己打扮成执行“天命”的“大人”、“圣人”，把他自己所反对的，说成也是“天”所反对的，把他自己所赞成的，说成也是“天”所赞成的，这样，就把他的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言论和行动神圣化，披上了一件“天命”的外衣。
历代不少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孔丘的“天命”论曾经给予有力的批判。战国时期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荀子就坚决反对过对“天命”的迷信，批判“天命”决定人事的唯心主义观点。荀子认为：尧（传说中上古的“圣王”）的时候，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自然规律，与桀（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的时候是一样的，可是尧的时候据说很太平，而桀的时候很混乱，情形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自然界的规律与社会人事的变化是两回事，“天”根本不能干预人事。荀子还认为，如果荒废生产，奢侈浪费，“天”也没有办法使人富裕，可见不是什么“富贵在天”。孔丘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意思是不懂“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荀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说，“圣人”根本不必要去知道什么是“天”。因为星辰的运转、日月的出没、四时的交替、阴阳的变化、风雨的产生、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界的规律，用不着去搬弄“天命”这一套来硬加上去。孔丘宣扬“畏天命”；荀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去控制和利用自然界的规律。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给孔丘的“天命”论以沉重的打击。
几百年来，由于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提高，“天命”论的思想不断地受到批判。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提倡，它的流毒还很深，恶劣的影响并没有彻底肃清。什么“生辰八字”“命运”“风水”以及“祖宗龙脉”等等“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在旧社会还有它一定的市场。尤其当事与愿违的时候，有的人常常摆脱不了“天命”论的精神枷锁，认为是自己的“命不好”，“命中注定”，所谓“生成的命，钉定的秤”。解放前，劳动人民“早不见床沿，晚不见桌沿”，起早摸黑地干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而地主资本家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牛吃稻柴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的福”，也就是说，富贵贫贱都是“命运”决定的，改变不了的。其实，这些论调都是来自“天命”论，都是剥削阶级惯用的骗人伎俩。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运动只进行了几个月，地主阶级的“命运”忽然就不好了，贫下中农的“命运”忽然就好起来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天”改了主意吗？显然不是。这是由于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打倒了敌人，才使人民翻身得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定要彻底地肃清孔丘“天命”思想的流毒，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天”的恩赐“老天爷”的保佑，而要相信人民群众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可见“天命”论是十分荒谬的，它是剥削阶级愚弄群众的货色，必须彻底批判，坚决肃清。
林彪一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大肆鼓吹“天命”思想一类的东西。林彪宣称伟大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他的一小撮死党为了吹捧他，也在“天才”上大做文章。“天才”人物为什么一定要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林彪一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滥调是从孔丘和他的继承者孟轲那里抄来的。孟轲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意思是，每过五百年必然要出现一个贤明的君王。这是地地道道的“天命”论的货色，而林彪的鬼话正是孟轲那句话的翻版，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的。在世界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年来出现了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等伟大人物，又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林彪一类骗子宣扬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什么“几百年”“几千年”之类的“天命”论鬼话，是明目张胆地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他的罪恶目的是愚弄群众，把自己打扮成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天才”。孔丘吹嘘他的思想和“道德品性”都是“天”赐的；孟轲也吹嘘说：“天要治理好天下，当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林彪也是唱的同样的反动滥调。搞反革命复辟的家伙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不起的角色来吓唬群众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宣扬“天才”，就是要“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林彪的黑话和孔、孟的黑话，是一模一样的反动货色。
“天命”救不了孔、孟的命，林彪死抱住孔、孟的亡灵，同样也救不了他的命。
“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什么货色？
为了论证奴隶主贵族世袭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孔丘不仅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而且还鼓吹“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谬论。这些都是孔丘反动思想的哲学基础。
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是哲学思想战线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孔丘认为，有一种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这就是所谓“生而知之者”，这种人的知识先于经验，先于实践，是头脑里固有的。他们是“上等人”，是“圣人”。传说中的尧、舜、禹，以及大奴隶主商汤、文王、周公等，在孔丘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圣人”。孔丘还主张“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说，只有奴隶主阶级的“圣人”是“上智”，是“天才”；而奴隶们则是“下愚”，是“蠢才”，两种人的地位是永远都不能改变的。孔丘鼓吹这一套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目的就是要论证被他诬蔑为“下愚”的奴隶们，必须服服贴贴地接受被他吹捧为“上智”的奴隶主的统治。
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早在汉朝，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就驳斥有所谓“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生而知之”的“圣人”。王充巧妙地给“圣人”出了个难题：“让一个人站在墙东，同他说话，让‘圣人’站在墙西听他说话，‘圣人’能够知道这个人的相貌、家庭和姓名吗？”王充的论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离开感觉经验，“圣人”也无从取得认识，“生而知之”完全是孔丘捏造出来的谎言。王充还用孔丘本人的事例作证。有一次鲁国的阳货到孔丘家，孔丘素不喜欢阳货这个人，不想见他，推说不在。阳货就把带去的礼物一只蒸豚（蒸熟的小猪）放在孔丘家里，自己就回去了。阳货走后，孔丘想，既受了他的礼物，就应当去回拜，但又实在不愿去见阳货。于是孔丘就耍了一个花招，打听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但是不巧得很，孔丘从阳货家里出来，却迎面碰到了外出归来的阳货。王充就这件事指出：如果孔丘是先知的话，他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去回拜阳货，也不会在回家的路上碰到阳货，可见被捧为“圣人”的孔丘也根本不是什么先知。
至于孔丘说奴隶们是愚蠢的，这更是对劳动人民的诬蔑。聪明、才能来源于实践，只有亲身参加社会实践的劳动人民才最有学问。“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奴隶们的辛勤劳动，既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文化、艺术。只有象孔丘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才是地地道道的蠢家伙。
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还是人民创造的？孔丘赤裸裸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他骂奴隶们是“小人”，是“蠢才”，只配老老实实地给奴隶主干活，而绝不能使他们懂得什么道理。他认为奴隶主贵族象风，而劳动人民象地上的草，风吹，草就倒，劳动人民乖乖地服从就是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孔丘所处的春秋时期，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封建势力也起来进行改革，造成了“礼坏乐崩”、天子失灵、整个社会向封建制过渡、奴隶制日趋瓦解的局面。站在这种社会变革的反面，以周天子为总头目的奴隶主贵族，绝不能阻挡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连孔丘这样的“圣人”，面对这个现实，也是无可奈何。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孔丘所宣扬的那种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
孔丘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是为了鼓吹奴隶主阶级的“圣人”应该是统治者，而奴隶们却只配安分守己地服从统治，鼓吹“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统治是永世长存，不能改变的。孔丘的这套反动思想不仅为历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所批判，而且奴隶们革命斗争的实践也早已宣告了这套反动思想的破产。
但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接过孔丘的衣钵，把“天才论”作为他的反革命理论纲领，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反革命政变。孔丘宣扬“生而知之”，林彪就顽固地叫嚷什么“天才”，把人的知识和才能说成是先天就有的，否认社会实践对人的认识和才能发生、发展的决定作用。这种唯心主义的滥调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黑货。孔丘胡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诬蔑劳动人民是不可改变的蠢人，要受“生而知之”的“圣人”的统治。林彪则把工农群众描绘成只知道油盐醋柴的糊涂人，必须接受他的领导，由他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即使象马克思这样伟大而卓越的革命导师也是如此。“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毛主席的教导，有力地驳斥了林彪一伙鼓吹的“天才”谬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作为三大革命实践的主体，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且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革命的政治家只是千千万万革命群众的领袖，他们来自群众，代表群众，他们之所以站得高，看得远，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指导伟大的斗争，完全是因为他们紧紧地依靠群众，善于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而一切反动阶级的头子，虽然也能烜赫（xuǎn hè，音选赫）一时，但终归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群众，镇压群众。林彪的可耻下场，再一次证实了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同时也宣告了孔丘、林彪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
“学而优则仕”与“读书做官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的。每个不同的阶级，总是按照本阶级的需要、用本阶级的标准来挑选学生，用本阶级的世界观来塑造青年一代，为本阶级的事业培养接班人。斯大林说过：“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孔丘的反动立场和他的反革命政治主张，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反动性。掌握在反革命复辟祖师爷孔丘手中的教育，只能是压迫奴隶、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武器。
“学而优则仕”是孔丘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笃信好学”（笃，dǔ，音堵），“死守善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奴隶社会的统治者。
“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就是要求学生坚定地信奉维护奴隶制的那些教条，努力去钻研那些教条，不惜拼命按照那些教条去保全奴隶制。“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是要求学生广泛地学习奴隶社会的文化典籍，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加以约束。一句话，就是为奴隶主贵族培养出忠顺而能干的帮凶。
因此，孔丘特别反对他的学生从事生产劳动，竭力鼓励他的学生读书做官。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问他怎样种田，他生气地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樊迟又问他如何种菜，他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樊迟走出去之后，他破口大骂樊迟是没有出息的“小人”，接着，就对其他学生解释说：“贵族们遵守周礼，谁还敢不尊敬！贵族们按名分办事，谁还敢不服从！贵族们严守信用，谁还敢不讲真话！要是能做到这样，各处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孩子来投奔，何必要自己去种庄稼呢？”为了使学生们领会他的意思，他还曾经明白地说过：“耕也，馁（něi，音内，三声）在其中矣；学也，禄（lù，音路）在其中。”就是说：你要是去种田，就不免忍饥挨饿；你要是好好读书，就能升官发财。他的学生子夏对老师鼓吹的这一套反动思想最能心领神会，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学而优则仕。”就是说，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可见，读书是手段，当官做老爷，压迫和剥削奴隶才是目的。当然，做官必须是给奴隶主做官、为奴隶制效劳才行。
孔丘就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培养他的学生，要他的学生们都象他一样，为维护奴隶主的统治而从事反革命的政治活动。谁违反了这样的标准，他就深恶痛绝。所以，那个想学种田、种菜的樊迟被孔丘骂为“小人”；冉求，虽然做了官，但因为他是在鲁国新兴地主势力代表季孙氏手下，帮助季孙氏进行改革的，也遭到孔丘的攻击。季孙氏准备发兵攻打颛臾，孔丘就责备冉求没能尽到劝阻的责任。象子路、公西赤，尽管孔丘还不认为他们已经充分掌握了“仁”的道理，却也说子路可以在大国里管理军政大事，公西赤可以在朝廷里当个接待外宾的官员。孔丘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反对什么样的人，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反动教育思想的阶级性是十分鲜明的。
孔丘贯彻“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思想，培养出了一批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谋士和打手。相传孔丘的得意学生有七十二个。据东汉班固写的西汉历史《汉书》记载：“孔丘死后，他那七十二个得意的学生，分散到各国，地位高的当了宰相之类的大官，一般的也都跟着士大夫们交往。”可见孔丘的学生中不少人都飞黄腾达，成了各国统治者的得力帮凶。孔丘的教育活动是直接为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
一切剥削阶级，都是要把他们的后代培养成脱离生产劳动、敌视劳动人民、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因此，“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思想也必然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继承和利用。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具体化；封建社会的科举取士，则是把“学而优则仕”变成了一种制度；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也是同样的货色。
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公开贩卖“学而优则仕”即“读书做官”的黑货，真是反动透顶！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广大知识青年坚持又红又专的道路，到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时候，刘少奇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大唱反调。他对青年学生们说，学好文化“就能当乡、县、省干部，也可到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公然兜售“学而优则仕”的黑货。
刘少奇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又跳了出来。他眼见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纷纷上山下乡，打破了他妄图把青年一代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黄粱美梦，于是恶毒地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是什么“变相劳改”，发泄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刻骨仇恨。但是林彪的攻击和诬蔑丝毫动摇不了广大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坚强决心，反倒暴露了林彪的反动、阴险嘴脸。在林彪一伙看来，读书就应该当官，不应该到工农群众中去，如果去参加农业生产，那就是“劳改”。这种谬论，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翻版吗？二千多年前，孔丘破口大骂想学农活的樊迟是下贱的“小人”；二千多年后，林彪恶毒诬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是“变相劳改”。这两个反动分子前后呼应，发出的是同样的反动谬论。由此可见，不仅在政治上，林彪和孔丘搞反革命复辟一脉相承，在教育方面，林彪也是孔丘“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思想的继承者。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林彪竭力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明我们做得对了，做得很好。林彪妄图要革命青年听信孔丘那一套，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要同孔丘的反动思想实行彻底决裂。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读书、种田都是为革命，而不是为做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决不可能脱离革命实践，从书斋中培养出来。毛主席明确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刘少奇、林彪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鼓吹“学而优则仕”，就是妄图使青年走上精神贵族的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做他们的殉葬品。我们知识青年决不上当！
现在，全国已有几百万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奔赴农村去干革命。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贫下中农的教育帮助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有不少人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不少人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少人被选拔到社、队各级领导班子，担任基层各项工作；有不少人当赤脚医生，当宣传员，当教师，搞科学实验，等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他们已经成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积极活跃的力量。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知识青年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刘少奇、林彪的“读书做官论”受到批判以后，阶级敌人又散布“读书无用”的反动论调。“读书无用”的论调实际上就是“读书做官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我们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而读书。读书为革命，还是为做官？这是两种思想、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教育领域里的反映。认为读了书成名成家、当干部就算有用，读了书上山下乡当农民就算无用，这不正是“学而优则仕”反动思想的阴魂还在作怪吗？不正是说明刘少奇、林彪的“读书做官”、“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的余毒还没有肃清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农村正需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青年人来参加建设。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生动而丰富的实践，每时每刻都向我们青年人提出新任务、新问题。要完成这些任务，解决这些问题，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我们必须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我们原有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用的，怎么能说“读书无用”呢？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让我们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努力学习，辛勤劳动，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孔丘招收学生“打破了阶级界限”吗？
刘少奇、林彪一伙出于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大肆吹捧孔夫子。他们大加渲染孔夫子说过的“有教无类”的鬼话，胡说孔丘是什么“打破了阶级界限”招收学生的“全民教育家”。
孔丘果真“打破了阶级界限”招收学生吗？他的教育路线果真没有阶级性吗？不是，根本不是！
应当明确指出，孔丘实行的是一条为奴隶主服务的反动教育路线，有鲜明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全民教育”。在奴隶社会中，奴隶是奴隶主阶级剥削、奴役的对象，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不被算作人，只不过是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奴隶主贵族绝对不会让奴隶受什么教育的。孔丘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极端鄙视奴隶。他认为奴隶们都是愚蠢的，是天生的被统治者，不配受教育，认为“上智”和“下愚”永远也不能改变。既然奴隶的愚不可改变，是永远愚的，难道还谈得上对他们进行什么教育吗？孔丘又说：“奴隶们没有仁的品德。”孔丘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仁人”、“君子”来为奴隶主效劳。既然奴隶们不可能有什么“仁”的品德，难道还谈得上对他们进行什么教育吗？孔丘认为，对待奴隶们，应该叫他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必使他们知道什么道理。孔子这么赤裸裸地提倡愚民政策，又怎么可能把奴隶作为他的学生来教？也可以设想，一个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反对奴隶解放、甚至把铸刑鼎看作有失贵族尊严的顽固派，会让奴隶主的公子哥儿同奴隶的孩子们坐在一起受教育呢？那岂不更是有损贵族的尊严吗？又怎么可以设想，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仅仅是作为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并可任意屠杀和买卖的奴隶，能够乘上孔丘的马车跟他周游列国呢？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孔子都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地各守其位，不得僭越（jiàn，音见），更何况不被算作人的奴隶？这也决定了孔丘根本不可能容许奴隶超越其身分到他的门下去接受教育。
孔丘曾说：“只要肯送上十条干肉来，我都收他当学生。”事情很明白，对那些吃草根、啃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奴隶说来，他们上哪里去弄十条干肉呢？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搞到十条干肉的学费，试想，奴隶们根本没有人身自由，终年为奴隶主劳动，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他们怎么可能走进孔丘的私塾去读“诗”学“礼”呢？所谓打破阶级界限招收学生，只是尊孔派先生们硬在孔丘脸上抹的白粉，是骗人的鬼话。如果孔丘听见这种不分奴隶和奴隶主，都可以在一起受教育的论调，会认为这是对他的“诬蔑”，会大声训斥这些先生们实在太不知“礼”了！
事实上，孔丘所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属于奴隶主贵族出身的人，如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牛等等。还有“家累千金”的富商子贡，驾着私车五辆跟着孔丘出游的公良，以及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轻暖的皮袍到齐国去做使者的公西赤。就连孔子称道的最能忍受贫困的颜回，也并不是什么一贫如洗，而是一个几代都当过鲁国官的后代，只是到他父亲时才败落下来。到颜回跟孔丘读书的时候，他家还在城外有五十亩田，在城内有十亩田，不需要他们父子亲自耕种就可衣食无缺。颜回三十二岁就死了。他父亲为他准备了棺材，还感到不满足，想从孔丘身上打主意，要孔丘把车卖掉，做个椁，仍是一副没落的奴隶主派头。可见，孔丘是从剥削阶级、主要是从奴隶主阶级中招收一批人来接受他的反动教育的。说孔丘不分阶级招收学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把孔丘说成是“全民教育家”，显然是歪曲历史事实。列宁曾经深刻指出：“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
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早在解放前就对“有教无类”顶礼膜拜。说什么孔丘的“有教无类”，“有其独特的成绩”，“在中国文化史上应当大书特书。”解放后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竭力贩卖孔丘的黑货。刘少奇在文教界的代理人陆定一胡说：“‘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他们把“有教无类”说成是“打破阶级界限”，把“无类”曲解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刘少奇一伙宣扬“有教无类”的黑货，就是为他们的所谓“全民教育”作辩护，反对在学校教育中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通过所谓“有教无类”来大肆鼓吹“全民教育”，叫嚷什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按考试成绩入学”，抹煞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保证“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的指示。刘少奇一伙鼓吹的“全民教育”黑货，实质上是他们向工农及其子女专政的一把刀子。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上打破了几百年来一直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的局面，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了教育大权。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工农兵学员跨进了高等学校的大门，大学的招生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革掉了过去刘少奇一伙直接从中学毕业生中凭分数录取学生的制度，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传统、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反抗。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形式中得到恢复，卷土重来。因此，在学校招生标准和办法，以及考试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按照毛主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把政治表现和实践经验作为选拔学生的决定性条件，还是走老路单凭分数录取？这是关系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必须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肃清孔丘的反动思想影响，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孔丘“四教”的反动实质
《论语》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说，孔丘从“文”“行”“忠”、“信”这四个方面教育学生。 所谓“四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文”，指的是奴隶社会的文化典籍；“行”，就是奴隶主贵族作人、处世的一套行为规范；“忠”，就是忠于奴隶主，就是所谓“忠恕”之道，也就是忠于“礼”；“信”，就是奴隶主贵族内部的所谓“信用”总起来说无非是奴隶社会的思想政治、道德规范和规矩仪节等等。这就是孔丘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教育内容正是他那套“学而优则仕”、为奴隶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所决定的，是彻头彻尾为他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所谓“文、行、忠、信”四方面的教育，是通过文化典籍的学习和具体的言行来进行的。 孔丘强调学诗的重要性。据传说，在孔丘的时候，本来流传着三千多首诗歌，孔丘大加删减，选出了三百多首，编成《诗》（《诗经》）。编选的标准主要是取“可施于仁义”的，歌颂“殷、周之盛”的，以及叙述、伤叹西周衰落情况的，等等。孔丘认为，年轻人应该学诗，因为学了诗，“在家里可以更好地侍奉父亲，在朝廷里可以更好地侍奉国君。”他还说过：“假如读会了三百首诗，而让他管理政事还是管不了，派他到别国去办交涉还是办不了，那样，诗读得再多，文有什么用呢？”可见学诗的目的在于“从政”，就是为了实行奴隶社会的“礼治”，帮助奴隶主统治人民，或是奉命出使到别的诸侯国，为国君奔走效劳。
孔丘还用编集夏、商、周三代统治者的文告、命令等的《尚书》和他一手改编的鲁国当时的史书《春秋》作为课本教给学生。孔丘对《春秋》这部书，编写得特别来劲，“笔则笔，削则削”（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要怎么改就怎么改），别人谁都不能参加意见。孔丘编写《春秋》，一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一句话，就是为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隐恶扬“善”；二是进行“褒贬”，就是用奴隶主贵族的是非标准评价当时的人物事件，合于“礼”的就褒（颂扬），不合于“礼”的就贬（贬斥），实际就是把各国新兴地主势力的代表人物废弃周礼、藐视天子诸侯、改革奴隶社会旧制度的那些革新措施都作为“犯上作乱”的“罪状”，改头换面地记录下来，写成一部变天帐。结果，把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搞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例如，有一次诸侯们把周天子叫到河阳举行聚会，是以臣召君，而孔丘却写成“周天子巡视到了河阳”，这样就可以替周天子保全了体面。这就是“为尊者讳”。还有前边提到的称楚王为“楚子”说陈恒“弑”君，等等，例子很多很多。这就是对违“礼”或“犯上作乱”的“贬”。正因为孔丘是以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身分写出了这么一部变天帐，所以后来孔丘的忠实信徒孟轲大加吹捧，说什么孔丘写了《春秋》，使“乱臣贼子”们都感到害怕。孟轲所说的“乱臣贼子”，就是指那些敢于起来向奴隶主夺权的新兴封建势力。这样的一部书，就是孔丘的学生所读的历史教材！
孔丘非常重视教学生学“礼”。他教训他的儿子和学生们说：“不学礼，一个奴隶主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可见孔丘的所谓“行”，主要就是遵循奴隶主的行为准则“礼”。他还经常拿些所谓“越礼”的事情引为教训，要他的学生们坚定地维护周礼。例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在祭祀祖先时，唱起《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孔丘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按照周礼，《雍》这首诗只有天子祭宗庙时才能唱。在孔丘看来，他们三家这样做是非分地使用天子的祭礼这还了得！其实，这是新兴势力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显示更高的政治地位的表现。而在孔丘看来，则是大逆不道，必须竭力反对。
孔丘“四教”之的“忠”，就是要忠于奴隶主贵族，忠于周礼。因此，大夫如果越“礼”，孔丘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如果国君违“礼”，孔丘却替他辩护。有一次，陈国的司败（掌管司法的官，相当于鲁国的司寇）问孔丘：“鲁昭公懂得礼吗？”孔丘说：“他懂得礼。”说完话，孔丘就溜走了。陈司败向孔丘的一个学生巫马期有礼貌地作了个揖，说道：“我听说君子为人公正而不偏祖，为什么孔丘竟有所偏祖呢？吴国和鲁国的国君都姓姬，而鲁昭公却娶了吴国姬姓的女子做老婆。为了怕人议论同姓结婚，他不敢说这个女子姓姬，把她称为吴孟轲。如果说鲁昭公是懂得周礼的，那么人人都是懂得周礼的了，”照周礼规定，“同姓不婚”，鲁昭公这个行为显然是违背周礼的。陈司败这一问，拆穿了孔丘为鲁君隐瞒违“礼”行为的把戏，揭出了孔丘的虚伪面目。巫马期把陈司败的话告诉了孔丘，孔丘忸怩不安地认了点错，但是接着又振振有词地说“为臣的不能讲君主的过错，我为昭公隐瞒，也正是合于周礼的！”孔丘真不愧是奴隶主阶级狡猾的辩护王。大夫不遵守周礼的规定，唱着《雍》诗撒祭，是违“礼”的，不能容许，而国君不遵守周礼的规定，娶于同姓，就可以容许，他孔丘给国君辩护，当面说谎，竟是合于“礼”的。孔丘这种“臣为君隐”的把戏，这种只许国君违“礼”，不许别人违“礼”的逻辑，正是他经常教给学生们的所谓“忠”、所谓“无违于礼”的行为准则。
孔丘教训学生们说：“个人不守信用，别的就都谈不上了。”所以“四教”之一就是“信”。那么，他自己已是怎样“守信用”的呢？有一次孔丘去卫国，经过卫国西边的蒲城，被蒲人包围了，不许他到卫国去。孔丘没有办法，只好耍个花招，向蒲人发誓，保证不去卫国。蒲人信了孔丘的话，把孔丘送出东门。但是，孔丘一离开蒲城，仍旧奔卫国去了。他的学生子贡问他：“刚才咱们保证不去卫国的，难道说过的话不算数了吗？”孔丘说：“象这种被迫作出的保证，连老天爷也不会遵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孔丘对人说“信用”，实际意味着好诈，是个十足的伪君子。
在严格遵照周礼而“行”这方面，孔丘非常重视显示长幼尊卑等级秩序的那套繁琐虚伪的仪节，严格要求学生们学，还经常演习，连周游列国的途中还带着学生们演习。例如，对于臣见君是在堂下磕头还是在堂上磕头这个礼节问题，他就大发议论，坚持维护西周的传统。孔丘对他的学生说：“臣见君，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又磕头，这是合乎传统的礼的，现在大家都免除了堂下磕头，只在升堂后才磕头，这是违反礼的，我坚决反对。我仍然主张要先在堂下磕头。”他还要求：进诸侯的门，要装着鞠躬致敬的样子，出来的时候，要快快地向前走几步，好象“鸟儿舒展翅膀”一样；君主让你去迎接宾客，你要装出严肃庄重的表情；君主召见你，你不要等车马备好就该急急忙忙立即动身。甚至还规定：吃的肉要按规矩割，“割不正，不食”；席位要摆正了才坐，“席不正，不坐”；在家里不许穿浅红色和紫色的衣服，等等。真是繁琐得要命，虚伪到家了。这也充分暴露了孔丘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吾从周”的没落奴隶主形象。
孔丘还教学生们学些别的东西，无需一一论列，以上这些已足以显示出所谓“四教：文，行，忠，信”的基本面貌。这种教育的实质，无非是灌输奴隶主专政“全盛”时期的意识形态，力图恢复摇摇欲坠的奴隶制。 孔丘的“四教”是为奴隶主贵族效劳的，是一套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所谓“学问”，自然不会包含劳动人民需要的任何内容。不仅如此，孔丘还特别反对他的学生从事生产劳动。他自己一一不懂做工，二不懂种田，种菜，却大骂劳动人民是“难养”的“小人”。他决不许学生去种田、种菜，如果有谁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就要被他臭骂一顿。孔丘对劳动人民的敌视态度当然激起了劳动人民对他的无比愤怒。当时，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跖（zhi，音直）就曾大骂孔丘是一个“不劳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毛主席深刻地揭露了孔丘的反动教育思想，有力地批判了孔丘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为广大青年指引了前进的方向，赞扬了当时延安的青年们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全国的模范。毛主席说：“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今天，千千万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继承当年延安青年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可以学到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青年在农村与阶级敌人斗，与天斗，与地斗，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天一天改变着我们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孔丘的反动教育思想决裂的革命行动。
但是，林彪一伙却象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一样，继承了孔丘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这一套反动思想的衣钵，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什么“变相劳改”。这同孔丘骂樊迟要求学稼、学圃为“小人”有什么两样！林彪的险恶用心，就是妄图破坏毛主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应该彻底揭露和批判。
封建地主阶级为什么吹捧孔丘？
封建地主阶级在它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孔丘是采取敌视和反对态度的。孔丘在世的时候，季孙氏把他赶出了鲁国，齐国一些代表新兴势力的人甚至想把他杀掉。当时，孔丘到处被反对，被攻，东奔西窜，自己也承认成了一条“丧家之狗”。到了秦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秦政府内部，以博士淳于越（淳于，复姓）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同以丞相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淳于越妄图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反对封建社会的郡县制。他引证奴隶社会的《诗》《书》来为分封制辩护，甚至威胁说什么不恢复奴隶制，秦的统治就长不了。李斯驳斥说：博士们不尊重现实情况而以古非今，用复古的谬论反对当前的政治需要，以此迷惑人民，这是非常有害的。还指出，博士们结成死党，在街头巷尾造谣惑众，诽谤朝政，应该严加禁止。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为了打退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狂进攻，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除了《秦记》以外的各国史书和私家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一律烧毁；聚谈《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第二年，那些妄图复辟奴隶制、反对封建制的死党，又诽谤秦始皇不信任儒家学派，专门任用狱吏，以刑杀为威。秦始皇下令治这些死党的罪，把其中到处造谣，以古非今情节最严重的儒生和招摇撞骗的方士四百六十多人坑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坑儒”。“焚书”是烧毁反动的儒家书籍，“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焚书坑儒”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残余的奴隶主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妄图复辟的反动势力，使新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进一步巩固，把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时代向前推移，社会不断发展，地主阶级取得全国统治权力以后，它的对立面农民阶级便逐步壮大，同它斗争，越来越厉害。这时，地主阶级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到汉武帝时，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寻找维护封建统治的合适的思想武器，而孔丘鼓吹的“克己复礼”“天命”等反动思想欺骗性很大，汉武帝就接受儒家学派董仲舒的建议，采取罢黜百家（黜），独尊儒术（贬斥各派学说，只尊崇儒家思想）”的政策。这样一来，孔丘的地位抬高了，儒家的书籍《诗》《书》、《易》《礼》、《春秋》，都被尊称为“经”，还设立了专门讲授这些“经” 的五经博士。“经”就是万世不变的经典，读书人只能信奉，不能怀疑。儒家的地位从此被抬到了诸子百家之上。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时间不到一百年，封建地主阶级对孔丘思想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究竟是为什么？联系到今天的情况，时代已是二十世纪，我国已在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国内外吹捧孔丘的还有人在，这就更使我们认识到，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封建地主阶级之所以转而尊崇儒家，是由它的历史地位的变化和孔丘反动思想的特点所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奴隶和奴隶主，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是当时的基本矛盾，新兴地主阶级向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日益激烈。春秋战国时期张扬今薄古、变法革新的法家思想，适合于社会发展和地主阶级夺权斗争的需要，当时是进步的；而颂古非今，反对变革的孔丘的儒家思想，是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是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是反动的。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这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为了在全国推行法治，打击儒家学派的复辟活动，把社会变革进行到底，于是就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
汉武帝的时候，封建制度已经固定下来。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如何进行社会变革，而是如何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如何巩固对农民的统治了。他们看到，孔丘思想对巩固封建的统治有利，因而对孔丘思想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样，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挥的儒家反动思想就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第二，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一样，都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所以尽管孔丘的思想是为奴隶制辩护的，但是，它的基本内容同样可以用来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进行辩护。特别是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上的，所以，孔丘鼓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说教，同样可以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服务。董仲舒继承和发挥孔丘的这种道德说教，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臣隶属于君，子隶属于父，妻隶属于夫。君、父、夫永远占统治地位，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这种关系一点也不能错乱。董仲舒还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鼓吹君主的权力出于“天”的神权思想。“三纲”加上神权，演变为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维护封建制度的道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三纲”“五常”这种反动思想，长期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阻碍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三纲五常”是孔丘宣扬的奴隶主阶级道德观念在封建社会里的进一步发展。它是为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是为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基础上的王权服务的。
第三，封建社会同奴隶社会一样，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孔丘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宣扬“德”、“仁义”“忠恕”“天命”等等，作为镇压和束缚奴隶的精神武器。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董仲舒，看到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力量，意识到只靠残酷镇压农民这一手，不足以巩固封建统治，还需要更阴险毒辣的另一手。于是他就接过孔丘的“天命”等思想，稍加改变和发挥，提出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可以互相“感应”的迷信思想，认为封建王权应该完全根据“天”的意志办事，百姓必须绝对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否则，老天爷一动怒就要把大的灾难降到人世。他胡说什么，人君的喜怒，能使气候（寒、暖、风、雨）发生变化。他还鼓吹什么根据天道，政治应该主要靠仁德，不靠刑罚，把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剥削美化成什么“仁慈”的“德治”，以此来麻痹和毒害人民，要人民乖乖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
随着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的自趋激化，封建地主阶级就更加需要求助于孔丘的反动思想，孔丘就被捧得更高。唐朝时候，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下，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两个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唐玄宗开元二七年（公元七三九年）秋天，唐朝统治者给孔丘加上了“文宣王”的头衔，把孔丘偶像的坐位，从朝东改为朝南（封建社会的帝王，坐位都朝南），给它穿上王者的袍服，奏乐也按王者的规格。连他的学生颜回、子路、曾参等大批人，也分别加上了公、侯、伯等头衔。
宋朝时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宋朝统治者又进一步求救于孔丘，在唐朝加给孔丘的头衔上再加“至圣”二字，成为“至圣文宣王”。当时出现了一批专门捧孔丘的理学家。他们把《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同《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这样，《四书》、《五经》这个名称就确立了。南宋的理学家朱熹给《论语》、《孟子》作了注解，给《大学》、《中庸》编定了章、句。元朝、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把朱熹的《四书》注释定为必读的课本，写文章的时候引用、发挥《四书》的话必须以朱熹的注释为依据。元朝统治者又进一步，给孔丘戴上“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比宋朝加的头衔又多了两个字。头衔上的字越加越多，孔丘被吹捧得越来越高，儒家的一套反动思想也就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的越来越重的精神锁。
清朝时候，我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末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尖锐了。清朝统治者于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给孔丘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头衔，简直把孔丘捧上了天。
鲁迅说：“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以上所叙述的，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抬高孔丘的一段经过。这是一段丑恶的过程，也是一段罪恶的过程。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孔丘思想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它阻碍着社会的前进。所以从封建统治者开始鼓吹孔丘反动思想的时候起，进步的思想家就对它进行批判和斗争。例如，东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就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驳斥说：气候的寒冷和温暖的变化，属于自然现象，不是人们所决定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斗争，国君们常常发怒，当时并没有常年地寒冷。尧舜的时候，“天下太平”，君主们常常喜悦，那时也没有常年地温暖。这就可以看出，寒来暑往，是大自然的规律决定的，根本与君主们的喜怒无关。这是对“天人感应”这一谬论的有力批判。王充还指出，古人是住在山洞里，到了后世才有了房屋，可见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人类是向前发展的。这不仅有力地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而且打击了当时的复古逆流。
革命的农民为了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对孔丘的反动思想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近代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洪秀全发动革命，一开始就奋起砸烂了象征封建地主阶级精神权威的孔丘的牌位。洪秀全尖锐地指出：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洪秀全对孔丘的反动思想所进行的猛烈批判，是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行动，代表了革命农民粉碎封建地主阶级奴役人民的精神锁链的坚强意志，对革命农民的思想解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为了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理论上也对地主阶级的政权、神权、夫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他们认为，天地间只有人是宝贵的，木石、泥团作的以及纸画的神象，都必须打倒，这就直接打击了封建神权。他们还认为，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决不容许设立贫富贵贱各科等级制度，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本身。太平天国的政策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好女与男子同等参加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这是对封建社会中重男轻女思想的有力批判。
太平天国宣布孔、孟儒家的书为“妖书”，对代表全部封建宗法制度的孔丘思想进行了革命的大扫荡，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引起了地主阶级极大的震惊和恐怖。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曾国藩，为了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拼命抓住孔丘这根救命稻草，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寻找借口。他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攻击太平天国破坏了“孔丘之经”，胡说什么“使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使孔丘、孟轲“痛哭于九泉”。曾国藩这个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公开宣扬他维护“孔孟之道”是为了“慰人伦之隐痛”，也就是妄图使封建君主能够安安稳稳地保持其统治地位。他率领的反革命地主武装“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市）后，屠杀太平军战士和家属数十万人。据他自供，“湘军”所到之处，“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他说的“礼义”在哪里？“人伦”又在哪里？从这里可以看出，孔丘的反动思想不仅成为反动地主阶级反对社会变革的盾牌，而且成为直接镇压农民革命的血淋淋的屠刀。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封建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抵制社会革命，总是要借助于孔丘的亡灵，不断吹捧孔丘。而要求进步、主张革命的人民，为了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推动社会前进，就一定要批判“孔孟之道”，彻底把孔丘打倒。
三次“朝圣”丑剧说明了什么？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把孔丘捧为“圣人”，把孔丘所创立并由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所发展了的儒家思想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反动的儒家思想又和帝国主义思想、买办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麻痹人民、镇压革命的思想武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两千多年来统治我国人民的封建君主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为了反对革命，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复辟封建帝制、登上皇帝宝座的野心，一面加紧对人民的镇压，一面大搞尊孔、复古的活动。在袁世凯的导演下，一九一四年在北京大街上出现了一批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穿上了特制的古代袍服，怪模怪样地奔向孔庙，去朝拜孔丘的偶像。袁世凯还命令各省同时祭孔。这就是被鲁迅斥之为“民国”以来首次“盛典”的“朝圣”丑剧。跟在这幕“朝圣”丑剧后面出现的便是袁世凯的复辟称帝。
袁世凯复辟称帝失败以后，以康有为为头子的一小撮保皇党贼心不死，继续着袁世凯尊孔复古的反动勾当，诬蔑革命运动是“风俗人心大坏”，而“大坏”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不尊孔”。他们甚至要把儒家搞成一种宗教，胡说必须有“孔教”中国才能存在，如果“孔教”被摧毁，中国就没法存在了。于是他们上书北洋军阀政府，主张把“孔教”作为“国教”，订入宪法，强迫人民信奉。
袁世凯、康有为等所演出的这幕尊孔、复古丑剧，正象马克思所说，是“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可是历史却无情地嘲弄了这些跳梁小丑。孔丘的亡灵没能成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历史的新场面”，康有为也只落得一个保皇党的臭名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新文化革命运动。针对着袁世凯、康有为等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二千年来被一切剥削阶级用以奴役人民，反对革命的主要思想工具——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成立，但是已经有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参加了这次运动。到了后来，不但有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篇声讨封建礼教的文檄。（檄，xi，音席，“檄”，战争时声讨对方的文告。）在这部小说中，鲁迅暴露那些提倡吃旧礼教的封建余孽，在他们高唱“仁义道德”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一九二五年，鲁迅在《灯下漫笔》里又进一步指出，封建礼教那套“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整个旧中国，“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号召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席，毁坏这厨房”，把那万恶的旧社会彻底推翻。这个革命的口号，推动着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潮奔腾前进。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工人阶级在它先锋队的领导下一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九二六年起胜利地进行了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正当革命胜利前进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派利用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的弱点，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建立起封建法西斯反动统治。蒋介石方面对革命力量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打着尊孔、复古的黑旗，作为其文化“围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一二”政变后不久，他跑到曲阜去“朝圣”，吹捧孔丘是什么“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又在上海举行了“孔丘诞辰纪念会”。在这个会上，竟用了四十种乐器，演奏了据说是孔丘当年听后“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这就是被鲁迅斥之为“民国以来第二次盛典”的“朝圣”丑剧。蒋介石大搞尊孔的反革命目的，正如他在一九二八年发布的保护孔庙“令”中所露骨表明的那样，“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他攻击的所谓“邪说”，指的就是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伴随着这些丑恶表演而来的，蒋介石对外出卖东北三省和华北五省，对内推行封建法西斯统治，“围剿”革命根据地。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亲眼看到反动统治者演出的“朝圣”丑剧，怀着无比的义愤，以无产阶级反潮流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给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以迎头痛击。鲁迅一篇篇深刻而有力的杂文，象锋利的匕首，直刺反动统治者的心脏，把他们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是他反击尊孔、复古逆流的代表作。
鲁迅在这些文章里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孔丘头上的“至圣先师”等等“尊贵”的头衔，揭露了孔丘反动思想的本质。鲁迅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孔丘生前拼命地希望奴隶主阶级担当起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一切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责任，以便，利用这些东西来“管理奴隶制的国家，巩固奴隶制社会，镇压奴隶阶级的反抗，以利奴隶制度万世长存。（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他要奴隶们安于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他的学生子夏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都是由“天”决定的。十分明显，这些都是为“治民众者”——奴隶主贵族计划的治国方法。孔丘身处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那一边，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计划“出色的治国方法”，这就表明了他是一个反对前进，主张倒退，反对变革，主张复古的顽固派。以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大搞尊孔，都是“怀着别样的目的”，都不过是为了把孔丘当作“敲门砖”来敲开各自的“幸福之门”罢了。“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在上海“孔丘诞辰纪念会”上，奏“韶乐”祭孔的时候，浙江余姚的农民却因天旱没有水喝而死亡。鲁迅指出：“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鲁迅的文章，戳穿了那一次祭孔的反动本质。
历代反动统治者尊孔的可耻失败，并没有结束我国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又抛出了他的《黑修养》，宣扬“孔孟之道”来腐蚀党员和群众。一九五一年春天，刘少奇还亲自跑到曲阜向孔丘偶像顶礼膜拜，叫嚷“孔夫子伟大”。这便是解放以后，由刘少奇导演的一幕“朝圣”丑剧。
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痛击了尊孔、复古的逆流。一九五一年在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毛主席就批判了刘少奇一伙“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的反动思想。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主席又在《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但是，刘少奇一伙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赞赏的正是孔夫子的“经书”，而反对的却是社会主义。刘少奇疯狂叫嚷什么“农业社办早了”，“办糟了”，大批地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一伙既宣扬“孔孟之道”，去曲阜“朝圣”，又反对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这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毛主席的这段按语，有力地击中了刘少奇一伙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要害。
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时期演出的两次“朝圣”丑剧，清楚地表明，孔丘的反动思想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刘少奇演出的第三次“朝圣”丑剧，同样清楚地表明孔丘的反动思想是党内走资派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继刘少奇之后，林彪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鼓吹“孔孟之道”，妄图借此制造反革命舆论，阴谋复辟。以上种种事实从反面教育了革命人民，使我们认识到，当前开展批孔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
孔丘思想是林彪反动思想的一条黑根
春秋战国时期，孔丘的一整套反动思想，是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孔丘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上，反对奴隶起义，反对新兴地主势力的成长，顽固地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孔丘的反动思想又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成为束缚人民，特别是束缚广大农民的沉重的精神锁链，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近百年来，孔丘的反动思想又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结成反动的文化同盟，成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破烂思想武器，用以反对人民革命，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它，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用它，是要在中国维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统治。历代反动统治者之所以尊孔，是因为孔丘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对一切剥削阶级都有用。与此相反，历史上革命人民反对反动的统治阶级，现代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总是坚持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与孔丘的反动思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长期以来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半个世纪以来，我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之后，林彪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因此，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必然要利用孔丘的反动思想来毒害人民，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林彪一类骗子本来是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但也竟然大谈起什么孔丘，孟子来了。这绝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
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曾经高叫“回到康德那里去”。（康德是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俄国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也曾抬出穿着“最新哲学”时装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马赫主义。（马赫是十九世纪奥地利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苏修叛徒集团则扯起“人道主义”、“人性论”破旗，卖“活命哲学”，彻底背叛和全面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列宁的故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林彪反党集团除了搬用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外，还特地搬出孔丘这具历史上的僵尸，把孔丘、孟子的那些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思想，奉为至理名言，来为它们今天的反革命罪行辩护。孔丘思想是林彪反动思想的一条黑根。
林彪反党集团的理论纲领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为什么他们如此顽固地坚持“天才论”呢？原来，“天才论”是一切剥削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他们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总是抹煞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大肆鼓吹“英雄”“圣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孔丘宣扬的“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这一路货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与剥削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产生的，而不是任何“天才”头脑里凭空想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领袖之所以能担当起领导伟大革命运动的重任，完全是因为他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他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他与广大的革命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必须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和培养。
林彪胡说什么不承认他所说的“天才”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其实，林彪的“天才论”不过是从孔丘和历代剥削阶级反动思想武库中捡来的一件破烂武器，是孔丘反动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复活而已。林彪妄图用“天才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革命斗争实践，割裂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还借此为其梦想建立封建法西斯的林家王朝制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特别推崇孔丘的“德”“仁义”、“忠恕”、“中庸”等反动思想。其实，孔丘所宣扬以及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鼓吹的“德”“仁义”“忠恕”、“中庸”等思想的本质，是企图调和矛盾，粉饰和掩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反对被统治阶级起来革命。林彪在今天鼓吹什么“德”“仁义”“忠恕”“中庸”，就是要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去讲“忠恕”，施“仁义”，行“德政”，把这些反动阶级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在鼓吹孔丘的“德”“仁义””忠恕”“中庸”的同时，还大骂秦始皇，攻击“焚书坑儒”，为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覆灭鸣冤叫屈。他咒骂秦始皇，攻击“焚书坑儒”，不过是借此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从他的咒骂里，可以清楚地听到那些已经被无产阶级镇压、打倒的反革命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心声。林彪一面吹捧孔丘的“仁义道德”，一面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捧一骂之中，充分暴露了他借古非今、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刘少奇贩卖孔孟之道，林彪也承袭了孔丘的反动衣钵。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大肆鼓吹尊儒反法思潮，竭力吹捧儒家，诋毁法家，攻击秦始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热衷于吹捧孔丘这个古代反动派，目的是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现代中国的孔丘。他们企图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和颠覆阴谋服务。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一小撮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和孔丘的亡灵都不能挽救林彪反党集团的彻底失败。当革命人民剥开林彪的画皮，追根寻源，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这条黑根并揭露了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极右实质后，就更加增强了与一切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决心。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也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路线斗争，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曾经在不同形势下，使用不同手法，吹捧孔丘的反动思想，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今天深入开展批林整风，一定要批判孔丘的反动思想，进一步认清孔丘反动思想的实质，和它同林彪反动思想以及一切反动阶级思想的联系，孔丘的思想在中国统治达两千多年，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事实上它也还在上层建筑一些领域中顽固地存在着。因此，批判孔丘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谬论的反动本质，清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影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对于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问题，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同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作不懈的斗争。在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各种渠道，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来毒害人民，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阻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让我们响应党的十大的战斗号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