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记得是倍西在某天读书会上提出来的，原文是：
“我想问问，当时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走资派一夜之间就复辟了。”
当时大家都说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长而且离那天读书会主题太远，让倍西去论坛上开个帖子，但是我一直没见到倍西发帖子，应该是在工厂里打工的原因没有时间发帖。正好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就发出来请大家解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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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军权在军头，走资派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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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搞复辟的反党三人组里一个中央警卫局长，一个元帅，还有王震，韦国清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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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么说，怀仁堂政变和之后的揭批查也不是动用的军队，抓捕王张江姚的也不是军队，而是8341，他们也不能说是军队，只是中央警卫团，满打满算也就几千人。所以实际上也不是抽象的军权问题，而是政治斗争成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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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说仅仅是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当成是一种偶然，将之看作是几个军头老帅一发难就成功的“宫廷政变”，那显然就是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了。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复辟，如果要以马克思主义严谨地、详细的论述的话，都可以写出来一本书了。所以我说的肯定有纰漏的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走资派是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出现的，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们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势力还在，人还在心不死。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有一批资产阶级潜伏了下来混进了革命队伍，革命队伍本身也有人因为不抓思想斗争逐渐的腐化变质成为了握有特权的资产阶级，他们首先就要求要在中国大搞资本主义，不这样他们的阶级利益就不能被满足。所以当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搞修正主义，大刮黑风时，他们就会立刻紧跟上去，打击想要革命的群众和干部。比如电影《欢腾的小凉河》里面的夏副主任、《金光大道》里面的张金发、《春苗》里面的医院院长，都是这类形象在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反应。
走资派、资产阶级势力一直在和革命派、无产阶级较量，斗争非常激烈。在当时，国内还有部分中富农，有许多知识分子和“行业专家”，也有一些落后农民群众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还有部分群众在走资派刮的黑风下认识不清，没有抓紧阶级斗争的弦。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不至于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但是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广泛的。而小资产阶级又是在无时无刻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争取这些小资产阶级、改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任务也就十分的必要了。而且当时也有了改造的理论武器，文革时期马列主义被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毛主席指明了继续革命的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短短十年，理论武器和群众并没有彻底结合，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资产阶级还在疯狂反复，斗争形式依然严峻----甚至许多走资派扛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到了要大搞武斗，杀人害命的地步，李达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相对的，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虽然是要革命的，对资本主义势力、黑卫兵和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造反派内部也没有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很有一部分造反派的同志搞“唯我独革，唯我最革”的手段，不注重团结同志，反而是搞分化、打派仗，没有团结起来完成把走资派彻底打倒的任务。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实际上是两面性）后面也表现在了上海公社缴枪事件上面。
而往后在76年，毛主席去世了，无产阶级失去了革命领袖的领导，情况有了变动，于是走资派想要通过一举政变，来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在当时，虽然资本主义在反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还很强大，但是无产阶级经过十年文革的锻炼力量也十分强大，经过了防修反修的教育，中国人民是有没那么容易被反革命匪帮拿下的。所以并不是像苏联走修那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搞、朱可夫拿军队一搞就能拿下老布尔什维克。当时匪首叶剑英自己也供述“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于能不能“一举粉碎”江青等革命派非常没有底气。
但是虽然中央内部革命造反派依然在坚持斗争，但是却没在革命中锻炼出一个像毛主席一样能够团结所有人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而且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依然在不停地起作用，走资派存在的基础依然“广泛”存在。因此在种种条件下，叶剑英等人悍然发动了政变，拘捕了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事变之后，各地的革命派立刻组织了起来。然而因为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许多地方的革命派最后没有能够发动革命力量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匪帮。湖北等地的造反派因为历史原因还在“先等等再看看”，最终没能起事；上海作为革命的桥头堡，在朱永嘉等人的领导下一开始还说要起码打个几个星期让世界知道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要像巴黎公社一样搞出来一个上海公社，并且还召集了数以万计的民兵。然而因为朱永嘉本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如马克思指出来的， 小资产阶级 “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 ，所以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过后他就立马当了缩头乌龟，不敢流血牺牲，不敢反对修正逆流，最后屈辱地投降了，一枪未发就丢了上海。
在失去革命的桥头堡和许多地区后，虽然在云南福建等地组织起了民兵和中修集团武装斗争（甚至到八十年代还有福建工人的暴动起义），但是因为已经没有了中央领导，因为革命派革命群众已经遭到了清洗抓捕（清理三种人、“四人帮”残存势力等等），因为许多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抱着过日子、搭建温暖小窝的思想对政治漠不关心，更有右派分子十分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忙着要投机发财，所以最后就让中修集团复辟成功了。（但是就算他们成功了，他们的倒行逆施也不断的激起了群众的怒火，最后导致了8964事件的爆发，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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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Wind 同志说得很好，不过还要补充一点。就是造反派内部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小资产阶级自发性那么简单，最主要的是造反派内部有一批人在文革后期已经蜕化变质为了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了新的走资派，并且起到了比老牌走资派亲自出马还要能够复辟资本主义的作用。在文革时，造反派内部就有一部分诸如华国锋、刘建勋这样的人混入其中。他们最开始是直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立场的干部（或者至少是抵触文化大革命的中间派），但是见造反派势头强大，不可抵挡，并且他们自身也有着升官发财的个人野心，于是就迅速转变立场，混入其中，转而开始支持文化大革命，成为了被“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这些人最开始可能只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一些中间派干部，但随着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断激化，他们就开始转向保守反动的一边，成为了党内蜕化变质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了造反派内部的内奸。具体来说，湖南的华国锋，山西的陈永贵，河南的刘建勋、纪登奎，北京的吴德，辽宁的陈锡联，中央的汪东兴等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暴发户”，在文革前默默无闻，只是一个小官，但是在文革中却投机革命，窃取了党政军的高级职务，迅速成为了权势滔天的新兴走资派。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老牌走资派集团被斗争下去，暂时只能蛰伏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充当了这些老牌走资派的代理人和马前卒，帮助整个党内资产阶级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怀仁堂政变的直接策划人除了叶剑英外都是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造反派中的内奸，叶剑英虽然起到了统筹全局，幕后遥控的作用，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光靠他一个人就动手，掌握8341中央警卫团的汪东兴以及掌握政治名分大义的华国锋等人才是主要干事情的人。这也说明了当时革命队伍内部出现内奸的危害性，以及当时无产阶级内部客观上思想觉悟有所不足，出现了一个内奸集团的局限性。
不过讽刺的是，华国锋这么一批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投机成功的，他们也只有借助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得利用造反派、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支持才能有足够的力量与走资派抗衡。不然的话，他们本身的统治基础是极其狭小的，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相比起邓小平这样的老牌走资派是极其薄弱的，因此他们发动怀仁堂政变，把造反派镇压下去，看似是他们赢了，实则却是同归于尽。他们败亡的命运从这时起就已经注定了。没有文革，就没有这些人的地位，因为群众根本就不会支持他们，文革完了，他们这些人也就自绝于群众，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政治生命也就要完蛋了。所以怀仁堂政变后，华国锋等人就迅速败亡了，邓小平随手写几封糊弄人的信就可以让大部分“老干部”一起逼宫华国锋，让华国锋被迫同意邓小平复出。而邓小平一复出，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华国锋集团给打压下去，开了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夺权，搞改革开放去了。最后就是彻底清算，改开后不久就让华国锋这帮人都一个个“自愿”辞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可见反动派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总是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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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朱永嘉等人也不只是软弱投降这么简单，而是直接和曹爽被司马懿收买一样，直接被华国锋开的空头支票给收买了。根据黄金海《十年非梦》的回忆，当时华国锋那边的修正主义中央其实对上海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或者说即使他们发动了政变，也没办法直接动用暴力手段或者一纸命令就直接让上海造反派全部缴枪投降，更何况上海造反派还在文革时期由于处于先进的地位，在全国积累起了极高的威望。如果上海造反派当时敢于直接向全国通电怀仁堂政变的真相，号召全国造反派都去造修正主义中央的反，那华国锋等人的中央政权也是岌岌可危的。所以当时华国锋等人也是很虚的，从头到尾也没有真的动手如何如何，只是把上海那边派去北京的人抓了起来严密控制。后面上海造反派投降，虽然也有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发作，不敢斗争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华国锋集团当时直接对他们施以招安政策，说只要你们支持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那你们还可以继续保留在上海的官位等等（原话没有那么露骨，但是也是说华国锋会继续支持文化大革命，继续批邓什么的，实际上就是说要保留上海造反派的地位，因为文革就是造反派存在的意义，没有文革也就没有造反派可言了）。于是朱永嘉这批上海造反派就直接投降了，满心以为华国锋真的会信守承诺，结果华国锋他们派了一些中央专员过来“控制局势”，把上海的地方政权夺过来以后，就直接翻脸不认账，把上海造反派全抓起来送牢里开除党籍了。这就是投降派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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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其实很多去北京被抓的上海造反派，在被华国锋等人招安后还大摇大摆地回到上海跑去“劝降”了，结果最后其他上海造反派一听也被说动了，于是就一块投降想着继续当“上海富家翁”去了。
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了去北京开会的情况。并非是中央召开什么会议，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找他们谈话去的，说：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四人帮”，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张春桥写有一个《有感》，什么内容也没说， 只说张有野心；姚文元将毛主席指示“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江青为了保管毛主席材料的问题，在政治局会上大吵大闹。保管什么材料没有讲；王洪文钓鱼的问题。等等。又说：上海是上海，“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你们回去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还说：“四人帮”也只是隔离审查，问题查清楚了还是要安排他们工作的。传达中根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更没有必须抓人的理由，故与会的人没一个想得通，情绪也非常激动，有的还流了泪，认为根据这点东西就抓人，太过分了，而且他们几个人就决定将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抓起来，不符合党的原则！
……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马、徐、王他们也没法解释。其实大家看得出他们自己也没想通，没有任何事实来说服大家。但华国锋、叶剑英讲的有两点他们似乎听进去了，还很相信，就是：上海是上海，“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四人帮”也只是隔离审查，问题查清楚了还是要安排他们工作的。他们反复用这些话来劝大家冷静，叫大家不要动，明天再找大家谈谈。实际上以后一次也没再谈。——黄金海《十年非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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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感谢同志的补充！看来之前我对朱永嘉等人的看法还是太过于积极了，原来这人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投降招安派，拿革命群众的鲜血给自己谋取高位（虽然他最后什么也没搞到还坐牢了），真的是太可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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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当时叶剑英在政变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兵权了。在中央军委中，毛主席因为当时身体不好没法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叶剑英为了“明哲保身”假称自己“有病”搞韬晦之术，以生病为名表示不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所以这个实际权力最后就落到了陈锡联的手里。当时走资派唯一的兵权就是找汪东兴借中央警卫团的兵，因为中央警卫团不需要军委同意才能调兵，而军队调动营以上的兵力则必须经由毛主席审批，在中央军委经过集体讨论后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准。所以光是叶剑英个人或者中央军委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动用解放军实行反革命政变，唯一能倚靠的就是中央警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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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确实修正主义的要害在于收买，把这些尚有一定威望和权力的造反派干部收买了就导致了反革命政变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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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他应该和汪东兴，吴德之流还是有区别吧。
原来是这样。。
当时中央警卫团好像都变成私兵了
陈永贵当时就是和华国锋一块点头同意逮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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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狗东西后面还有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
不过为什么中央警卫团就直接听去抓人了，有没有具体的说法
可以去参看github上面的一本书《华国锋研究资料》里面讲的很详细。
应该是汪东兴掌管的，耿彪带着去的。但是抓不同的人组织又不一样，这个说不清。
看到同志对于历史很了解，所以我想来请教几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那么就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否失败了？是否随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告终？
我想，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不是说：文革时期的生产关系是不是不适应生产力？从而带来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导致了“政变”。又怎么解释毛泽东所说的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毛泽东选集第七卷】
希望同志们能给出回答，本人也很急，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很久，有时急的也吃不下饭。
毛泽东选集根本没有第七卷，你这个第七卷是捏造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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